孟子(前385？—前304？)名軻，鄒國(今山東省鄒城市)人，其老師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一個學生。孟子特別崇拜孔子，自覺地向孔門後學學習孔子的思想，最終成了儒家學派的第二個裏程碑式的人物，被後世尊為亞聖。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的孟子事跡過於簡略，關於他的生平情況，可以根據《孟子》中的一些有關記述，從而知道其梗概。
生活在戰國時期的孟子，是一位名望很高的學者型政治活動家。他曾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帶著眾多門徒先後到過齊、宋、滕、魏、魯等國，希望能找到一個支持自己的君主，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在齊國，他曾經長期擔任“卿”的官職，地位不能算低，卻並沒有受到齊宣王真正的信任和倚重，隻能算是對他很優待。在滕國，滕文公很賞識他，曾經推行他設計的“聖人之政”。滕國推行儒道的詳情已不得而知，總歸是沒有能像孟子所期望的那樣發展興盛起來。
戰國時期是亂世，諸侯靠武力兼並，而孟子則主張依靠仁政統一天下，誠如司馬遷所評，是“持方枘欲內圓鑿”，所以不能被諸侯接受。孟子奔波一生，其政治理想最終不能實現，便和學生們一起著書立說，給後世留下了《孟子》七篇。
孟子是繼孔子之後的又一位大師，對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孟子》中到處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比起《論語》來，孟子對“仁政”的敘述更加豐富具體。他主張君主應該為民父母，與民同樂；如果他們荒淫奢侈，則是“率獸而食人”，是造成民眾苦難的罪魁禍首。
孟子響亮地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論述了“得民心則得天下”的道理。為了民生，他提出實行井田製。這一主張的正義性，在於使民眾獲得“恒產”，有“恒產”方能葆有善良的“恒心”。此外，他還提出減輕稅負的主張，通過富民達到強國的目標。
孟子說：“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見正文2.7)在重要政務方麵，要以“國人皆曰”為取舍準則，這一主張閃耀著現代民主思想的光輝。
《論語》一書對“君子”形象進行了全麵的刻畫，《孟子》則使這一形象顯得更加生動具體。孟子也以他個人的言行彰顯了這一形象。他在齊國擔任重要官職，但其政治主張卻不被重視，因此也多年不肯領受俸祿，前後累計達十萬鍾穀米。
在各國君主麵前，孟子堅持既不失禮貌又不降格調的原則。
他認為士人是諸侯之師，應該受到應有的禮遇，決不可向權勢者阿諛屈節，處處體現出一股骨鯁之氣。齊宣王想讓他主動到朝廷去拜見，他輾轉拒絕，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他認為：“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見正文4.2)
孟子關於“養氣”的思想也頗值得重視。他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見正文3.2)他認為自己的勇敢是最高層次的，因為它有道義和智慧的製約，是一種君子氣概，是一種高大無比的理想的精神狀態。
《孟子》是儒家思想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屬於中華文化的源頭典籍。尤其在後來成為“四書”之一以後，更是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孟子長於論辯，善於修辭，其文章在先秦散文中獨樹一幟，備受後人的推崇。
在中國古代帝製時期，儒家思想一直承載著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這種情形直到現當代才有所轉變。伴隨著中國近代以來近百年的風雨滄桑，儒家的形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來的西施成了嫫母，儒家思想不僅一無是處，甚至成了諸惡之源。在這一百多年裏，儒家思想被汙名化，經曆時間之久，波及範圍之廣，造成的後果之嚴重，遠遠超出當初批評儒家思想的前賢們所設想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