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叔河先生住湖之南，我住河之北，相距弱水三千，隻今年夏他北來，住東華門外翠明莊十許日，我們在我城內住處景山之左見過一麵，招待他一頓晚飯。他著作等身，如果連編印的也算在內，就要“超”身，可是我手頭隻有兩種，其一是周作人《兒童雜事詩箋釋》，是掏自己腰包買的，其二是《書前書後》，是他北來過訪時當麵送的。見一麵，相聚不過三四個鍾頭，即使是長舌婦，又能談多少？總之是很想多了解而了解並不多。可是我仍然想寫他，是因為，即使隻根據皮毛，也覺得很多方麵，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及；或者退到家門之內，專打自己的小算盤，與我臭味相投。所以，也曾沉吟一下，最後還是決定寫。
他的行業是全套書呆子一路，由讀書、寫作直到編輯、出版。讀書和寫作，閉門家中坐的事，不可見，也就難說。說容易見的編輯和出版，總的說是成就非常大，分項說呢？想偷懶，抄黃裳先生的：
叔河先生數十年來一直從事編輯工作，從他經手編定的書和寫下的序跋中，很可以看出一種特色。這裏麵有反映近代中國人西方觀的《走向世界叢書》，有重印久已絕版的文史叢著的《鳳凰叢書》，而數量最大、用力最多的則是重刊周作人的遺著，除了散文集的單行本外，還輯有《知堂書話》等六七種。
這段話著重說“編”，但是透過編，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情況。以《走向世界叢書》為例，他在《走向世界以後 · 小引》裏說：
我喜讀近代人物的外國遊記，陸續涉獵了兩百多種。一九七九年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後，開始從中選編《走向世界叢書》，已經印行三十六種。
單是這方麵的書就涉獵兩百多種，其訪書之勤和讀書之多就可想而知。這還是其小焉者，更值得重視的是有憂國濟世之心，這心來於見識和情熱。見識是看到我們頭腦的落後一麵，主張多吸收些西方的。張文襄公也主張吸收西方的，但那是“西學為用”的“用”，火車頭、迫擊炮之類，至於頭腦，就還要“中學為體”。張文襄公遠矣，就是“五四”，吆喝一陣德先生、賽先生之後，又大幾十年過去，我們不是依然聽到萬歲聲震耳，許多人迷《卜筮正宗》（包括其老祖宗八卦和《易經》）和《奇門遁甲》之類嗎？所以確是應該開開眼界，看看人家怎樣管理眾人之事，怎樣根據引力定律計算哈雷彗星軌道。盡棄其所學而學，不易，所以，仍是書呆子的一貫想法，要由灌輸新知識下手。鍾叔河先生的奔走呼號，編印《走向世界叢書》，就是為這個。奔走呼號，是情熱；想當是與“反”字有關吧，被投入牢獄，定期十年，天地易色之後，計已住九年，放出，仍是奔走呼號，是更大的情熱。我就不成，外看浮世之態，內省自己之心，隻求能夠獨善其身，不敢妄想兼善天下。這有所得，是借祖傳法寶明哲保身之力，躲開牢獄；也有所失，是至多隻能寫一點自怡悅的，而不能寫以及刊印有關經國之大業的。這樣，與他相比，我就不能不感到慚愧了。
說到相比，鍾叔河先生的不可及之處還有很多，都與博大而深入有關。想隻說我印象最深的兩種，重刊周作人遺著和書籍的編印裝幀。先說前一種。周作人是我的老師，我在家人也守妄語之戒，對於他的學識文章，我很欽佩，因而認為，他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值得讀，吟味其內容，學習其表達。可是他的為人有問題，是抗戰時期，他不隻留在淪陷區的北京，而且出了山。學識文章和為人走了歧路，我們要如何對待呢？很難。一筆抹殺？他像是與賣身投靠的諸宵小不盡同，何況還有著作具在。諒解嗎？傳統和常識都會不允許。我前幾年寫《負暄瑣話》和《負暄續話》，多談到北大舊人，就碰到這個困難。依照晉惠帝的分類法，對他的看法有私和官（公）兩種。所謂私是顧念私情，我取古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之義，認為他賣得太賤，或者說，用曆史地位換不體麵的祿位，不值。撇開私就不得不改為說公道話，於是寫《苦雨齋一二》，開門見山就說，他是一反宋朝呂端之為人，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寫《再談苦雨齋》，說他心中具有神鬼二氣，不幸一時神鬼交戰，鬼竟占了上風。這是說為人。至於說著作，我就認為，不當以人廢言。可是不當廢的言要有托身之地，即印本，經過幾十年（其中還有“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見天日，哪裏去找呢？所以限於“希望”，我也主張，應該印，甚至全集，如其老兄的，上市，賣。說限於希望，是因為，一，公然推崇周作人，縱使限於著作，也怕有人在背後指脊梁骨；二，工程浩大，我既無此魄力，又無此精力。是前幾年，因為介紹出版譯本《一知半解》，我同嶽麓書社拉上點關係，他們有時就寄贈一些估計我會有用的新印本。其中有幾本是周作人的著作，我見到，曾經一驚，驚的是，竟有人做這種傻事，而且居然得到上方的點頭。後來探詢，才知道是鍾叔河先生主持印的，並且有大計劃，是陸續印，直到出齊。這其間，我又見到《知堂書話》《知堂談吃》一類書問世，也出自他之手。我才知道，在這方麵，我隻有一點點朦朧的想法，而鍾叔河先生真就大幹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