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modernity）與傳統（tradition）的衝突，是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最基本的事實。但如果認為此二者絕對的 不相容，又勢必會要導致現代化≌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的公式，這卻與東亞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曆史不太相符，至少日本便是一個相反的例子。近年來，我越來越對中日兩國在“西潮”衝擊下反應之異同發生興趣，很想作一點比較的研究。故於黃遵憲《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下洎戴季陶、周啟明諸人之著作，一一求而讀之，自覺稍有心得。本集中《黃遵憲日本研究的劃時代意義》一文，便是我在這門功課上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當然，我對現代化（modernization）問題研究的範圍不限於此。E. Black 所著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一書中論述到：任何社會變革，首視其領導階層之信心為如何，而信心之來源又每係於傳統的價值觀與製度。此一論述，實至為深刻。在現代化過程開始即“西潮”襲來之前，中國社會的領導階層一直是儒家的士大夫。所以研究中國的現代化，不能不首先著眼於士大夫階層麵對五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態度。在這方麵，郭嵩燾實在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人物。他於光緒四年即公元一八七八年，在觀察和思考的基礎上即已作出這樣的結論：
中國聖人之教道，足於已而無責於人，即尼山誨人不倦，不過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而已。佛氏之法，則舍身以度濟天下。……西洋基督之教，佛氏之遺也。……聖賢不欲以兼愛亂人道之本，其道專於自守；而佛氏之流遺，至西洋而後暢其緒。
又進一步述評西洋基督之教雲：
其言曰，視人猶己，……繼紹乎天，以成其事業，實有繼事述誌之責。故其自視常若天之子，而凡同為人以並生於天地之間者，皆兄弟也。……固不能逮佛氏之精微，而其言固切近而可深長思也。
這裏將“中國聖人之教道”即儒家倫理哲學和“西洋基督之教”即西方倫理哲學所作的比較，遠遠超越了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水平。
郭氏還對中西製度之不同發表了看法：
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自始設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誌意，推究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
這是中國人最早對西方兩黨政治的介紹。又雲：
（中國）聖人以一身為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頗疑三代聖人之“公天下”，於此猶有歉者。秦漢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於是乎窮。聖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其法日修，即中國之受患亦日棘，殆將有窮於自立之勢矣。
郭嵩燾深深知道“中國成法，遵行已三千餘年，本不易言變通”，但同時他又堅定地認為：“雖使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可惜的是，他在當時中國社會領導階層中居於絕對少數的地位。朝廷認為他“出使西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清議譏刺他“不見容堯舜之世，何必去父母之邦”；鄉紳集議要搗毀他在長沙的住宅；京官更有人請“戮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此種情形，終於使他“仰天欷歔，發憤嘔血，誌氣為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為之遏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