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這不完整的風采之前，我還想說一說理查和奎生的婚姻。因為我認為，他們的婚姻，與他們的鋼琴或鼓點大有關係。不管是敲鼓或彈琴，就是踢球，寫作，治國平天下，出售大蘿卜，都與婚姻有關。我們經常說：他（她）是多麼的不幸啊！說這句話時，我們本身就在不幸之中。理查德·克萊德曼有兩次婚史，過去的妻子不知叫什麼，現在的妻子叫克裏斯蒂。理查有兩個孩子，一個七歲的男孩叫彼特，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叫摩德——理查三十九歲，卻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孩，這與鋼琴沒有關係嗎？與鋼琴有關的摩德小姐是理查與前妻所生。
問：你與現在的妻子是如何相識的？理查：
一九七七年，我在蒂埃利·勒·魯隆樂團任鋼琴師，克裏斯蒂的母親是團裏的服裝員，克裏斯蒂常來團裏玩，於是相識。
據材料介紹，克裏斯蒂嬌小動人，喜歡變換發型。這是使理查和我們所高興的。唯一使我們不放心的是，一九七七年理查與克裏斯蒂結識時，他已與他的妻子離婚了嗎？是因為新的結識而離婚，還是因為離婚而有了新的結識呢？當然，這對於理查並不重要，給我們卻留下很大的想象餘地。奎生（我差點寫成美國的副總統奎爾）與理查不同，奎生的妻子胡采風，就在奎生的班子裏，會隨著班子的吹奏站在人場中唱蒲劇，會鼓著腮幫子吹笙。隻是模樣長得太難看了，突眼、撅嘴、黃牙、大腮、小耳，愛抽煙，嬌小而不動人，也沒見她變換過發型。這與奎生的鼓點與嗩呐也肯定有關。
問：
是過去師傅的女兒嗎？（我是按照許多中國小說中的思路出發的。）
奎生：
不是。
問：
是在從藝的過程中認識相愛的嗎？
奎生：
不是。
我吃驚：
那是怎麼結婚的？
奎生：
俺姨做媒介紹的。
問：
那她為什麼會吹笙和唱戲？奎生：隨我進班子以後學會的。
我莫可奈何，似有些遺憾，也似有些失落。這時我明白，理查與奎生在演奏風格和心情投入的出發點上，肯定大有不同。一個精心，一個隨意；一個富足，一個赤貧；一個在沙龍中，一個在田野上；一個似水仙，一個似狗尾巴草；一個皮膚細膩，一個皮膚幹焦；一個富於藝術創造性，一個富於心靈感悟力。
這時奎生的鼓點開始了。奎生個頭不高，穿著山西的毛衣和褲子。像所有名人一樣，沒開始敲鼓點之前，他坐在條凳上不理人，對熙熙攘攘的圍觀人群充耳不聞，隻是偶爾與身旁掌板的同伴低聲說一句什麼，同伴頻頻點頭。班子中的其他年輕人與中年人、老年人，就與奎生不同，亂與圍觀者點頭、笑、打招呼，甚至擠眉弄眼，為別人特別是有熟人來聽他們的鼓點感到興奮。這時天黑了下來，一個三百瓦高挑的大電燈泡亮了，喪事的主持擠過人群走到奎生身邊說了一句什麼，奎生點點頭，然後向身邊掌板的同伴示意一下。掌板的同伴將他的板子舉了起來，立即，像音樂廳穿著燕尾服指揮手中的指揮棒高舉起來一樣，班中所有的藝人都各就各位，抱起自己的笙、笛、鐃、鈸、嗩呐、大鼓，全神貫注地看著同伴手中高舉的板子。這是在李堡村一座可以容納幾千人的土塬子上。這個土塬在已經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門前。所有的土塬、人、音樂與繁華，對於王枝花老太太來講，都無足輕重，她老人家肯定是微笑著看世界。重視這一切的是我們這些圍觀的幾千名土頭土腦糊塗無知懷著莫名興奮與期待的站在世界邊緣的觀眾。
終於，高舉的板子落下了。隨著一聲清脆的竹板響起，藝班子六七個人手中的笙、笛、鐃、鈸、嗩呐、大鼓同時響起。音樂都是我們所熟悉的音樂，有舊社會的，有新社會的，有古典的，有現代的，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也有抗日戰爭時期的，就是沒有《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由於這些音樂是伴隨幾代人成長的，幾代人都從音樂中得到了滿足，所以幾千人屏聲靜氣，聽得如醉如癡，聽了一段，又是一段；走了一山，又是一山。當首都體育館的理查德·克萊德曼已經演奏到如醉如癡，與觀眾情緒水乳交融，禁不住興奮地用法語說“我再給你們來一段”時，中國山西李堡村音樂場上的名人奎生還沒有出場。這是中西藝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鋼琴演奏與嗩呐和鼓點演奏的不同。奎生仍在條凳上坐著默默不語地抽著自己的香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