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9月下旬的一個雨夜，大雨滂沱。其時我正在福爾摩斯家裏--我的妻子回家省親去了，因此我又成了貝克街的常客了。
我們各自坐在壁爐的一端。福爾摩斯在編寫罪案記錄互見索引，我在看一本克拉克·拉塞爾的小說。突然樓下響起了門鈴聲。誰會在這種時間、這種天氣下來訪呢？我們正猜疑間，客人來了。
進來的是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的穿著考究而整潔，舉止大方，彬彬有禮。他手上的雨傘不停地滴著水，身上的長雨衣閃閃發亮，他在燈光裏四下打量著。這時，我發現他臉色蒼白、兩眼無神，顯然他被某種巨大的憂慮壓得喘不過氣來。
“對不起，”他說著，將一副金絲夾鼻眼鏡戴上，“我從暴風雨中帶來的泥水弄髒了您的房間。”
“把您的雨衣和傘給我吧，”福爾摩斯說，“它們掛在鉤子上，很快就會幹的。我看您是從西南來的吧。”
“是的，從霍爾舍姆來的。”
“粘在你鞋上的泥土很清楚地告訴我您是從那裏來的。”
“我是專程來請教您的。我估計在您經手的案子中，沒有比我的家族中所發生的那一連串更神秘、更難解的了。”
“我對您的案子很有興趣，”福爾摩斯說。“但您得先告訴我大概情況，然後我再問您一些重要的細節。”
年輕人往前挪動了一下椅子，把淋濕的腳伸向壁爐。
“我叫約翰·奧彭肖，”他說，“由於事關上一代遺留下來的問題，為了讓您對這事有個大概了解，我得從頭說起。
“我祖父有兩個兒子--我伯父伊萊亞斯和我父親約瑟夫。我父親在康文特裏開了一家小工廠。自行車發明後，他的工廠擴大了，並享有奧彭肖防破車胎的專利權，因而生意很火，使得他後來能夠憑著讓工廠所得的那筆巨款過著很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伯父伊萊亞斯年輕時僑居美國，是佛羅裏達州的一個種植園主，據說經營得很好。南北戰爭期間，他在傑克遜麾下作戰，後來在胡德麾下升任上校。戰爭結束後，他離開軍隊，返回了種植園，在那裏又住了三四年。大約在1869或1870年，他回到歐洲，在蘇塞克斯郡霍爾舍姆附近買了一小塊地。他在美國發過大財，是個很怪的人，凶狠暴躁，發怒時言語粗鄙，性情很孤僻。他定居霍爾舍姆後，一直深居簡出。他有一座花園，房子周圍有兩三塊地，他可以在那裏鍛煉身體，但他經常幾個禮拜都不出門。他喜歡狂飲白蘭地酒。煙癮也很大，他不喜歡社交，甚至和自己的弟弟也沒有來往。
“他雖然不關心我，但其實，他是蠻喜歡我的。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那是1878年，他已回國八九年了。他懇求我父親讓我和他住在一起，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來疼愛我。他清醒的時候，喜歡和我一起下棋。他還讓我代表他與傭人及一些生意人打交道，因此我到16歲時，儼然就是一個小當家的了。我掌管著所有的鑰匙，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隻要不影響他的隱居生活就行。但是，也有一個奇特的例外，那就是，閣樓那層的很多房間中，有一間堆放著破舊雜物的房間，常年加鎖，無論是我還是別人，他都不讓進去。我曾非常好奇地從鑰匙孔窺視屋內，但除了一大堆破舊箱子和大小包袱外，什麼也沒看到。
“1883年3月的一天，一封貼著外國郵票的信放在我伯父的餐盤前麵。對他來說，一封來信是很不一般的事，因為他的賬單都是現款支付，他一個朋友都沒有。從印度的彭得治利來的！他拿起信詫異地說，這是怎麼回事？他急忙拆開信，五個又幹又小的橘子核忽地蹦落到盤子上。我正想笑，卻笑不出來，因為我看見他大張著嘴，雙眼圓睜，麵如死灰，拿著信封的手顫抖起來了。K．K．K．！他尖叫著，上帝，真是罪孽難逃呀！
“我叫道：怎麼啦？伯伯！
“死亡！他說著，離開餐桌到他自己的房間去了，剩下我一個人在那裏心驚肉跳。我發現在信封口蓋的裏邊，塗膠水的上麵，有3個很潦草的用紅墨水寫的K字。信封裏除了那5個幹癟的橘核外，沒別的東西。是什麼東西讓他怕成這樣呢？我上樓時，他下好下樓，他一手拿著一枚生鏽了的鑰匙，另一隻手裏是一個錢盒一樣的小黃銅匣。
“他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我還是會戰勝他們的。他賭咒般地說道，叫瑪麗把壁爐的火生起來，再讓人把霍爾舍姆的福德姆律師請來！
“我按他的吩咐去做了。律師到了一會兒後，他把我叫到他房間裏。爐火很旺，火苗裏有一堆黑色蓬鬆的紙灰燼。小黃銅匣子打開著放在一旁，裏頭什麼東西都沒有。我瞥了那匣子一眼，很吃驚地發現匣子蓋上印著我上午在信封上所看到的那樣的3個K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