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常給我寫信，每次來信總要附上一些詩歌、散文或小小說。她真誠地請求老師給予指導，盡可能幫助她推薦發表。她說她隻有依賴於文學才能使自己破碎的心得到寧靜和撫慰。
要是在前兩年，我一定會向她伸出熱情歡迎的援助之手。作為一名老編輯，我確實扶持幫助過許多年輕人，有的甚至成名成家，在事業上取得較大成功。有的後來盡管未能走上文學之路，但他們卻始終記得文學曾是那樣深深打動了自己，影響著自己的一生。
幫助他人是美好的。但近年來我深感自己老了疲憊了，許多想做的好事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還能怎樣幫助他人呢。何況她這種情況又無法向人推薦介紹，她是個被判8年徒刑的女囚，她的這些信件文稿都是從獄中寄出的。她沒有任何讓人值得欣慰或誇耀的故事，誰又能真正理解和接受她這樣的女人呢？！
社會公眾對罪犯的冷漠也影響著我和我的一家。然而，不知出於何種緣由，也許是對年長者的尊重和信賴，她仍然堅持著給我寫信寫稿，直至兩年後她才逐漸淡漠。這也是我意料中的一種必然：可怕的人間冷漠效應。
然而，第五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我卻收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特種郵件。一看是她的筆跡，但不知為什麼是來自北京，而不是來自監獄。懷著好奇心理，我拆開了這封來信：“老師，當我再次鼓起勇氣給您寫信時，我已不是某監獄的囚徒，而是日本MCT 公司駐京辦事處的一名雇員和翻譯了。我原是外貿學院二年級學生，因吸毒偷竊姑媽珠寶（她是珠寶商人）誤入歧途。我原以為會有人幫助我原諒我的，直至包括像您在內的所有求援希望都徹底破滅以後，才徹底改變了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正是您和親人的冷漠重新點燃了我的意誌，使我在獄裏完成了大學本科學業，並提前3年獲得釋放。在此，我特別要申明的是，我的犯罪是自尋的，我寫作給您是為了表示感激，我確是在冥冥中得到您的指教，盡管您啥也沒說。”
麵對這種尷尬局麵，我真想哭，我不知道是要向這位女士道歉，還是檢討自己的不是。思謀良久，我倏地想起《創世紀》上的一句名言：“上帝看著他的創造物發呆，發現一切都甚善。”
我覺得正是這種“甚善”的思想改變了她的一切，上帝並沒有為她做什麼，更不是我，而恰恰是她自己良知的發現。我真誠地祝福她！
（原載2001年6月21日《銀川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