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你，在最少詩意最多冷雨的二月。午間，我把沾雨的夾克和業已甩去雨水的布傘，塞進衣物櫃，然後，走進員工食堂，吃不花錢但每每乏味之至的午飯。離上班還有一個小時，我好整以暇地吃澆上藍乳酪漿的生菜沙拉，以及因加熱多次而變成棉布樣的雞塊。順便往用餐者遺棄在桌上的英文報掃上幾眼。我在這家號稱舊金山地標的大旅館幹了22年，在食堂吃的飯，該比在家還多。熟能生巧，更多是生膩。這陣子我愛獨自進食，然而，一位菲律賓裔同事不知趣，坐到我旁邊來拉呱：“昨天我女兒到馬尼拉去度假，在機場給我打電話。報告好消息，你猜猜……”他用胳膊碰碰我拿叉子叉生菜的手肘，我停止咀嚼。他女兒我見過，胖得肩膀把頸項全吞沒了，該是找到男朋友吧？但不好點破。殆可斷言，他的“好消息”絕對和詩無關。揆諸過去，他最大的好消息是：擔任房屋經紀人的太太，憑近水樓台的優勢，買下一棟新房，6個月後賣出，稅後淨賺27.5萬美元。
在沒有詩的時光，你卻出其不意地闖入。另一位同事，在送餐部當侍應生，和我頗有交情的中國人老馬，站在我背後，胳膊伸進我和菲律賓人之間的空檔，把一本薄薄的平裝書扔在狼藉的盤子旁邊：“給你。”隨即離開。我頭也不扭，把書翻開，哎，英文詩集《複合信息》，我叫住送書人：“誰寫的？”“不曉得，我送早餐進房時，客人給我的，幸虧沒拿它抵小費。”
我開始讀詩，沒來得及揭開謎底的菲律賓人不肯幹休，在耳邊聒噪：“猜不到吧？老板給了我女兒一張紅利支票。”“喔！”我心不在焉地說，目光落在第29頁的《一個修正主義者的獨白》：
身為詩人，年紀輕輕，沒有職業/（還有別樣的詩人麼？）/我去尋找工作/填寫一份份乏味的求職書/總是被問到“有何經驗”/我每次都幾乎衝口而出：“寫詩”/不過，還是給予沒意思的常見回答：“餐館練習生”、“售貨員”、“水手”/……
“再猜猜，紅利支票多大？”同事親昵地逼問。
“1萬！”我隨口說，說罷馬上罵自己太狡猾，本來要說10萬，但怕他埋怨我不夠誠懇。視線沒離開詩行：
“其實，都不怎麼走運/從無確鑿證據/證明我是詩人。”
“再提！”同事為了我低估紅利的金額，即小看他寶貝女兒的厲害，帶著鄙夷和慶幸夾雜的神情。
“我光用詩來說話，宣揚詩，以詩來歌唱/在星辰閃爍的大氣中傳送詩/我相信,真正的詩/一旦暴露在紙與筆的粗糲真實中/便會溶解，消遁。”
“2萬，夠多了吧？”他聽不出我語氣裏的厭煩，樂懵了，“3萬8千！”他說著，幾乎跳了起來。我少氣沒力地歡呼，一邊痛恨自己的虛偽，一邊對以拍皇帝老兒馬屁為終生職業的閹人升起前所未有的同情。
看，你的洞見我怎麼能不佩服呢！詩被不知趣的同事嚇跑了。我差點伸出左手拍打臉頰，以代替按著書頁的右手，為同事的千金--大學畢業才三年，在一家投資公司負責處理法律事務的小秘書的輝煌成就鼓掌。
“我在電話裏對女兒說：太為你驕傲了！你老爸端盤子端了一輩子，你有出息多了。”菲律賓人幾乎要抽鼻子了。
“移民嘛，一代強似一代，理所當然！”我逮不回在粗糲的真實中溶解、消遁的詩意，心裏頭卻升騰起同病相憐的情感，親熱地拍拍菲律賓人的肩膀。平時我不怎麼喜歡這位血統頗為混雜（母係屬葡萄牙裔白人）、卷發，小胡子，模樣頗似斯大林的家夥，嫌他太愛炫。
菲律賓人這麼一說，倒讓我記起，我和你並不乏相同點：第一，同是舊金山居民；第二，早歲都當過“Busboy”；第三，都寫詩。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開始在這家員工食堂吃飯時，銜頭就是Busboy,中文譯名，通俗的叫“收盤碗工”、“練習生”，即“端盤子”的侍應生的下手，難聽點，是餐館的小廝。當然，這並非你我的終身職，你還當過鍋爐廠幫工、淘金工、報社校對、幹貨店售貨員、雜誌編輯、樂手、教堂風琴師。後來，進著名的斯丹福大學主修語言學。我也小有“升遷”，當上正式的侍應生，然後原地踏步共20年。你拿到學位後，一直在舊金山居住，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任心理學教授。這所大學離我住處才一英裏，我去過多次。看著詩集所附的照片，我想象你在冬天戴鴨舌帽、花襯衫外罩一件羊毛外套，步履遲緩，拖著袋鼠皮做的便鞋，在桃花爛漫開放的校園裏踱步，微駝的背灑著溫吞水般的陽光。如果幸運，我們也許在大學緊鄰的石頭城裏，名叫“邊界”的大書店裏打過照麵。如果我的英語更利落些，對主流詩壇更熟悉些，便可能在某次濱海某酒吧舉行的詩朗誦會上，看到你有點滑稽地站在酒吧的長桌旁邊，鴨舌帽擱在“血紅瑪莉”雞尾酒旁邊，燈光昏暗，你的嗓音在酒杯間蛇行，蒼涼而淡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