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由長江運送武器又有何難？”黃興爭辯道：“哥老會大龍頭馬福益尚在湖湘，哥老會有十萬兄弟正在厲兵秣馬，枕戈待旦。前番起事失敗，今番重整旗鼓，定能成功。”
“湖湘不比兩廣。”北辰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夫兩廣者，水路可通香港，陸路可走越南，邊境線極長，清軍防不勝防，武器可以輕易運往，即使事有不順，起事的誌士也可以安然而退……”
北辰的意見很堅決，觀點也很鮮明，在兩廣起義容易得到海外餉械的接濟；先奪取兩廣為根據地，再揮師北上；長江南北革命黨人齊起響應，則滿清統治必被推翻。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這是黃興的信條。在北辰調整了說法，先兩廣、再湖湘後，黃興又一次屈從了。
而北辰的專橫跋扈也是被很多人所詬病的，曆史上宋教仁就很反感，說其“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而到了二次革命失敗後，這種狀態達到了頂峰，北辰要求黨員們立約宣誓，加蓋指模，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對此，他解釋道：“革命必須有唯一之領袖；革命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我首倡推翻****建立共和，離開我講民主共和，乃是南轅北轍，大家要盲從我；再舉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沒有革命導師了……”
首倡革命不假，但你的道路就全正確，你的決定就是真理？恐怕不盡然，起碼陳文強是沒有這樣的崇拜和盲從心理。而在政黨或團體中，霸道與財力往往起著主宰地位。陳文強在複興會中，恰恰是二者兼有。
同盟會最後做出了決議，北辰去南洋籌餉，並在越南設立同盟會分會，在河內設置粵、滇、桂武裝起義總機關，進行籌劃準備；黃興坐鎮東京，繼續擴大組織，維持《民報》，並派人聯絡湖湘豪傑，以作策應的準備。
事實上，起義地點是在兩廣，或是在湖湘，涉及到的並不僅僅是有利革命，而摻雜著以後孫、黃二人革命地位的大事。若然以北辰為首，則必是放棄長江及兩湖，選擇在兩廣起事，因其興中會舊部多為兩廣人士；若然以黃興為首，則必是放棄兩廣，選擇在長江沿岸並舉，因為那裏是他的地頭，基礎更雄厚。
但很明顯的是，相比於黃興，日本黑龍會更看好北辰。而革命起事的武器與金錢，莫不依賴於黑龍會的支持，這就構成了黃興不得不屈服的殘酷現實。
當時的中國同盟會是一個怪異的混合性江湖社團，以中國人居多，但日本人也不少，除了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及末永節之外，至少還包括了素有日本法西斯靈魂之稱的北一輝在內。但是否當時的黑龍會便有大舉侵略、吞並中國的設想，至少是不能從曆史結果來反著看待其過程的。
如果不是民國之後軍閥割據、民不聊生，如果不是中國內戰頻仍、喪失了十幾年的發展時間，如果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如果……總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和策略也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不斷發展而變化的，絕不是一開始便有了既定的方針。
歸根究底，你落後、混亂，你人心不齊，你武備虛弱，就肯定有人覬覦，有人欺負。這個道理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是類似的，特別是在當時叢林法則之下的國際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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