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國的鐵路雖然號稱商辦，但因為民間資本薄弱，比如川漢、粵漢等鐵路公司，還是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殊政策，如強行向農民征收“租股”等，鐵路公司因此而成為“二政府”。
即使在商業資本占很大比重的浙江、江蘇鐵路公司，管理上股東權益旁落也是普遍現象。各鐵路公司管理混亂，財政被少部分高管把持，而商辦的性質又使其逃脫了官方監察機構的監管，民營鐵路公司成了這些高管們的小金庫。如果收歸國有，不僅斷了他們的財路，而且為收購而準備的清產核資，將會令他們之前的暗箱操作大白於天下。
顯然，陳文強是有備而來，而既得利益集團又豈能輕易屈服，一場爭鬥在所難免，鹿死誰手，誰又能提前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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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強，之前隻聞其名，洋務似乎嫻熟，其他倒不了解。此番前來，看似準備充分啊！”原湖南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王先謙糾集了親信黨羽，緊急商議對策。
王先謙，對外號稱著名的儒學大師，任總辦之前擔任著江蘇學政的職務。但他久住省垣，廣通聲氣，凡同事者無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則必設法排出之而後快。所以，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早已不是依賴他曾經當過江蘇學政掙來的那個官級，而是利用鐵路公司建立了一個實際上的第二政府。
以愛國為號召，王先謙先是鼓動張之洞花費雙倍的高價從美國人手中贖回粵漢鐵路，又號召湖南人民踴躍購買股份、愛國救國。而他本人卻在高喊愛國口號的同時，死死捂住錢袋子，盯上了免費的“幹股”——“有問以曾入股若幹者，答曰，吾為總辦當坐分紅利，何須入股”。
而由他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權力強製征收租股、房股、米捐、鹽厘，又以公司為利藪，以公司之款，為行樂之資。而坐辦總理餘肇康與王先謙狼狽為奸，以至湖南之鐵路公司開辦至今，修路“隻動三鋤”。而籌集的路款，卻被他們納入私囊，“股東無賬可查，湘紳無敢過問”。
現在，陳文強悍然接手，可謂是砸了這些人的飯碗，使他們不能守著租股，永成無期地寄生下去。
“此人有總督大人支持，又挾巨資而來，顯是不易對付。”餘肇康指著報紙上的文字說道：“看看，本以為能從其借外債修鐵路尋到把柄，但這外債借得，商借商還，不涉路權，利息又低，令人無從攻擊啊！”
老子就是借外債修鐵路了，陳文強不怕別人知道，還生怕別人不知究竟而生誤會。但誰能爭取到如此優惠的貸款，誰能不喪路權而舉外債，何況抵押的是陳文強的工廠企業，你還能說出什麼反對理由？
“最可慮者乃是他還有鐵路巡警總辦的頭銜，還帶來了數百巡警。”王先謙說到槍杆子，不禁縮了縮脖子，顯是心懼不已，“依我看，暫時先不要與其正麵衝突，可以長遠打算。”
“但陳某人提出的條件萬難接受。”金董事忿忿地說道：“隻償股金，經營已用之款如何處理？難道要我們自付嗎？”
這位金董事，是在官商兩界遊刃有餘的高手，也是鐵路公司一大蛀蟲。他“利用官威，以箝製股東，稍與辯論，輒架破壞商辦大題，反噬挾製，凶悍險詐，無所不至。盤據把持。股東查賬，又藉詞票舉，以圖抵製”。
而金董事所謂的已用之款，一部分是正常經營，但大部分卻是被這些蛀蟲揮霍、挪用、貪汙掉的資金。金董事的意思很明顯，退讓可以，但要“保存現存之款，求還已用之款”，也就是要讓新公司來補上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