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增新長袖善舞，一邊用懷柔手段進行收撫，一邊大刀重錘，實施武力鎮壓。他靠較多的政治經驗與軍事實力，平定哈密的******起事，又分化並鎮壓了各地哥老會與農民起事，並與伊犁軍政府談和達成統一，並逐漸排除軍政府人物的影響力，掌握實權。他在日記中寫道：“縱一人生而千萬人不免於死，是生者死之根；殺一人而千萬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當誅，而為惡不宜輕縱。”
新疆穩定之後，楊增新熱衷於“小國寡民”、“無為而治”，對臨時政府和北方政權采取的是“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不問時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張，對新疆人民采用愚民政策，認為民眾能種種田，學點手藝就行，不要人們有知識和政治思想。
他對各族人民實行羈縻與牽製政策，先分而治之，後統而治之。他常說：對部下應“趨之以事而觀其行，臨之以利而察其廉。”楊增新不相信科學知識，他認為中國過去儒道佛學以及各雜家的書籍盡可以夠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學學製造槍炮、汽車或其他機器就行了。
而楊增新生怕軍隊串通犯上作亂，有意將新疆駐軍的係統打亂，互不交往，各自為政。同時，軍隊的待遇低，裝備差，缺少訓練。如新疆陸軍第1師，按編製應轄兩個旅，實際人數隻有一個團左右。該師師長蔣鬆林年逾七旬，白發蒼蒼，已是風燭殘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義上各有駐軍一個旅，實際上除伊犁外，其他兩地的駐軍都不足一個團。他還比喻說：“譬如一串錢，灑在地麵，如要重新串聯在一起，需要一個錢一個錢地拾取，既費時，又費事。”
確實，這些軍隊被拆得零散，是對楊增新的統治構不成什麼威脅，但同樣對鋪天蓋地，蓄謀已久的政府軍來說，也費不了太大的力氣。
這就是辯證法，楊增新肯定沒學過，現在想學，也已經晚了。
而臨時政府要控製西北地區，還有一個後續的重要目的，那就是移民屯墾，既建設開發新疆，又緩解一些地區人多地少而造成的租佃矛盾。
曆史上在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後，人地矛盾尖銳，大量內地貧民迫於生活壓力，“走西口”、“闖關東”、“蹚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形成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都是以謀生為特點的非官方行為。
其中民間所說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殺虎口。走出這個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攬經商天下的歸化與綏遠（統稱歸綏）、庫倫和多倫、烏裏雅蘇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區。
“在家中，無生計，西口外行；到口外，數不盡，艱難種種。”茫茫草原、無垠沙海，內地民眾迫於生計背井離鄉“走西口”，這完全是一種自發性的經濟行為，其移民活動遂呈現出無序的流動狀態。
如果有政府引導，政策支持，那移民便真能達到“實邊”的目的。新疆無疑是個大省，人口又少，是個比較合適的地方。
而楊增新卻實行閉關自守政策，對從內地派來的人除特殊情況外，一概拒絕接納。在星星峽專門設卡稽查，沒有經過楊增新本人的批準，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甚至由新疆返回內地的人員，也必須申請領取省署的護照，才能離開新疆返回內地。此外，楊增新對新聞輿論也嚴加防範。省內人士所訂內地各種報刊，楊一律扣留，交存省署，由自己一人閱讀。
楊增新為了試探臨時政府和北方政府的態度，以及新疆王公對他的誠意，假意表示：“倦於政事，請求歸隱林下”。各族王公即聯名通電：擁護楊永鎮西陲。
所以，對於楊增新這個家夥，袁氏認為時機未到，暫且拉攏；而臨時政府卻決心借籌邊之名，派軍北上，借路而控製陝西、甘肅、新疆，甚至包括內蒙一部，從而形成對北方袁氏的戰略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