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驅動，永遠是最有誘惑力的。雖然中國政府期望著美德兩國的投資，但也不是沒有對日後的考慮和防範。
相對而言，中國對德國的資本更加歡迎，條件也更為寬鬆，但這些都是寫在秘密條款中的。
陳文強認為，在中國的工業建設中，目前主要應由中美德三方作為主導，哪一方都不能超過半數，頗有些三足鼎立的味道。然而這隻是暫時的現象，一戰爆發，無論中國采取中立，還是加入協約國，德國的投資勢必被中國政府所沒收，最後的結果就是中方獨大。
雖然這有些不厚道，但國與國之間就是這樣，根本不能象人與人之間那樣保持道義和信譽，一切都將以國家利益為重。
就象美國的表現在列強中相當特立獨行一樣，它在《辛醜條約》的談判中，堅決反對列強向中國索要高額賠款，不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而是認為那將把中國逼向災難，影響列強的“可持續性”掠奪(或曰發展)；而其中將庚子賠款多餘部分退還，並完全用於辦學，其中既有洋溢著美國精神的理想主義追求，也有著眼於美國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考量。
在當時，1905年的抵製美貨風潮中，中國青年高漲的反美情緒引起了美國上下的警覺。外交官(如美國駐日代辦威爾遜)與學者們(如康奈爾大學教授精琪)都向總統發出警告，美國所接收的中國留學生太少，甚至遠不如歐洲小國比利時，美國將因此在精神領域內失去對整整一代中國人的影響力。
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甚至提醒羅斯福總統：“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將因此而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麵收獲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流，並使其壯大，那麼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製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這位大學校長堅信，為贏得中國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價，即使從物質利益角度來說也是值得的——“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商業”。
從此，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與留美生在中國曆史舞台上不斷成為主角。吊詭的是，當大多數留日生連日文都說不流利時，留美生卻多數能夠學貫中西，湧現了不少泰鬥級的人物。當大多數留日生熱衷“主義”與“革命”，為了“主義真”而“砍頭不要緊”(無論砍別人的頭還是砍自己的頭)時，留美生則更為關注“問題”，關心文教，關注科學。
在陳文強看來，日美兩國如同股市中的長線客和短線客，做長線的美國與做短線的日本在中國體現了鮮明的對比：從日本進口的各種速食“主義”、“思潮”潮起潮落，而從美國“進口”的“德先生”、“賽先生”成為日後持久的理想燈塔，盡管很多時候其光芒實在太過微弱。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誰也別把自己看得那麼高尚，雖然美國的政策使中國獲得了利益，但並不意味著美國就真的那麼無私，探究到最後，依然還是國家利益在引導著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