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意味深長，借一個社會最底層的種樹者郭橐駝的種樹之道來比喻居官之理，諷刺了那些根本不懂生產，不懂如何治理政事的官吏，尖銳地指出他們隻會煩苛政令，幹擾人民。同時，還表現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刻同情，認為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規律，居官之理應該順應社會的自然規律，不要做戕害事物本性的蠢事。
柳宗元在《種樹郭橐駝傳》中這樣說：
郭橐駝，不知道原先叫什麼名字，他因病而後背隆起，俯伏身子走路，有點像駱駝的樣子，所以鄉裏人稱他為“橐駝”。他聽到後說：
“很好，這樣叫我正好合適。”於是，就舍棄他的本名，也自稱“橐駝”了。
橐駝的家鄉在豐樂鄉，在長安城的西麵。他以種樹為職業，長安城裏有錢有勢的人家為觀賞遊玩以及那些賣果子的人，都爭著把他接到家中去。
請橐駝種樹，他種的樹沒有不活的，並且高大茂盛，果實結得又早又多。
別的種樹人雖然偷看模仿，卻沒人能趕得上他。
有人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我郭橐駝並不是能使樹木活得好而且繁茂，隻不過順應樹木自然生長的規律，充分發展它的本性罷了。大凡種樹的規律，樹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勻，移時要舊土，搗土要細密踏實。
這樣做了以後，就不要去動它，離開後不要再去管它。栽種時要像愛護自己的子女，栽完後把它擱在一邊，這樣樹木的生長規律就得到保全，而本性也就能得以發展。所以我隻是不妨害它生長罷了，並不是有什麼法子使它的果實結得又早又多。
“別的種樹人就不是這樣，樹根纏在一起，移栽又總換上新土，培土不是過多就是不夠。如能不這樣做的，卻又對樹木愛得過於殷切，擔心得過頭。早晨晚上，走開了還要回頭看看。更嚴重的，用指甲抓破樹皮看樹的死活，搖動樹木來察看樹根的鬆或緊，這樣，樹的本性就一天天喪失了。雖說是愛樹，其實是害了樹；雖說是擔心，實是樹的仇敵。所以比不上我啊，我又能做什麼呢？”
問的人說：“把您種樹的道理，移用到當官的治民上，是否可以呢？”橐駝說：“我隻知道種樹而已，治民，不是我的職業。但是我住在鄉裏，看到那些當官的繁瑣地發布命令，好像是愛護百姓，結果卻因此給人民帶來災難。每天早晚，差吏來喊：“上官有令，督促你們耕田，勸你們播種，督促你們收割。早點抽好你的絲，早早地織好你的線。乳好你的孩子，喂好你的雞和豬。”一會又敲鼓把百姓聚集起來，一會兒又敲木梆把百姓召來，我們小百姓停止做飯、吃飯去接待差吏，尚且沒有閑空，又怎能使我們發展生產和使生活安定呢？所以都困頓而且疲憊。
像這樣，與種樹那同行，也許有相似之處吧。”
問的人感歎地說：“這不說得很好嗎？我問養樹的事，卻得到了養民的辦法。”
柳宗元既是唐代的大文學家，又是一位極有見地的思想家，他的許多政治主張在今天看來還都是很有教益的。他主張應該實行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反對苛刻繁複的政令，揭露了當時“長人者好煩其令”的社會弊端。
文章用種樹來比喻治民，用“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類比治民要“順民之天以致民之性”，用種樹“其蒔也若子”類比做官要愛護老百姓，用種樹要“其置也若棄”類比治民要讓老百姓休養生息，用“憂之太勤”類比“長人者好煩其令”的道理。
在許多方麵都構成了對比。這一係列對比，將種樹過程中的是與非、正與誤、利與弊都襯托得十分清晰。文中寫“他植者”種樹的兩種錯誤態度時，詳寫“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方麵，這是為了與文中的“長人者好煩其令”
的社會弊端相對應，揭示出“過猶不及”的治國治民的道理。
知人善用
知人是治理天下的關鍵，也是每一位領導者的頭等大事。人非聖賢，誰又有能力從事各種行業，懂得各種道理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職務；漢高祖劉邦談論功臣，認為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各有長短。何況一般人還不能和這些人相比，又怎麼可以求全責備呢？
劉邵的《人物誌》中對不同個性的人具有的長處和短處作了論述說：
性格剛強、粗獷的人，不善於處理細節，所以他們總的說來有雄才大略，卻又有不拘小節、粗心大意的弊病；太嚴厲的人，缺乏靈活性，他們在依法辦事上嚴格公正，但說到變通卻格格不入；寬宏大量的人，不夠敏捷，他們為人寬厚周全，可謂仁至義盡，但在抓緊時機辦事上卻行動遲緩，跟不上要求；喜歡與眾不同的人，追求超凡脫俗，標新立異，他們如果運用權謀會顯得卓異出眾，而致力於清靜無為之道，則會違背常理、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