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熱身
1839年9月4日，九龍起了衝突，中英雙方開火了。
衝突原因如下：義律帶領五隻英船來到九龍，派一隻小船投遞稟書，要求供應淡水和生活必需品，並將一張告白送交當地群眾，央求他們不要在水裏投毒。但是當地官員拒絕接受稟帖，按夷人的描述，雙方“在那裏經過了五六小時的延宕和令人發怒的拖辭推諉”。義律不知道，夷書可不是哪個中國官員敢隨便接手的，弄不好一下子就變成漢奸了，所以義律一著急，就揚言：下午兩點半，如果還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複，他將擊沉任何在他麵前出現的中國船隻！
下午兩點半，義律當然得不到什麼肯定的答複，你以為你是誰呢？他麵對的大清，根本就是個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的半蠻子，跟它搞最後通牒，不如先給它一磚。這一磚最後還是來了。
怎麼描寫這一磚呢？我很為難，因為當事雙方，彙報的反差太大。
林則徐奏稱：九龍之戰，清軍戰死2人，受傷4人，師船稍有損失；擊翻英船1艘，擊斃英人至少17名。英方未稱清方具體損失，隻說己方受傷數人而已。雙方誰在撒謊，大家各按自己的常識就能作出自己的判斷，這裏列出幾位學者的描述，供大家參考：
之一，楊國楨之述：英方死多人，似乎數不清，所以他寫了個“擊斃多人”；清方的損失，“以陣亡二人、重傷二人、輕傷四人的微小損失，取得勝利”。
按楊老的意思，英方至少陣亡得超過倆，否則怎麼好意思說天朝一方“微小損失”呢？擊斃多人，估計是受了林欽差奏折的影響。因為林公在奏折裏，描寫九龍之戰具體情形，很具文學色彩，天朝一方，英勇奮戰，可歌可泣，不是“轟擊夷人多名，一時看不清楚，但見夷人急放杉板，下海撈救”；就是“嗣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等稟報，查夷的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漁舟疊見夷屍隨潮漂淌，撈獲夷帽數頂”。不是“夷人紛紛落水”，就是夷船“在漩渦中滾轉”。總之，具體到數字，不是聽別人說，就是聽別人見，至於屍體，人家夷人都就近掩埋了，咱也看不到，咱能看到的，就是海麵上的夷帽。別說皇帝查不清，就是查清了，我都是轉述別人所聞所見，與我無關嘛。典型的官樣文章。其實天朝流行官樣文章，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在對待英夷方麵，如此官樣，會誤導皇上的。未來我們就可以看到，道光是如何聽著這些官樣彙報，外交上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片麵、激進，並越來越被動的。
之二，牟安世之述：“九龍之戰，是鴉片戰爭的初戰，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係列反侵略戰爭中的第一戰，這一戰的勝利當然具有重大的和深遠的意義，說明中國軍民不畏強暴的英勇鬥爭精神，是何等頑強和堅定。”
恕我眼拙，沒有從此戰裏看出任何深遠與重大的意義。我隻看見，牟先生的“勝利”二字來之不易。他說：“英國侵略者對九龍之戰的失敗，卻一直諱莫如深。有的甚至顛倒黑白，把失敗說成勝利；更可笑的是有些拾人牙慧的中國買辦學者也鸚鵡學舌，硬說‘照英國方麵記載，此戰是中國失敗的’。”（牟安世：《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頁）牟安世所謂的買辦學者，指的是蔣廷黻先生。按牟先生的邏輯，天朝一方的記載是沒有謊言與水分的，英國方麵的記載，幹脆就是顛倒黑白。不知牟先生是否具有清英兩國政治生活的些微常識？一句話，按常識推斷，當時清英雙方的官員誰有必要撒謊？誰才能撒得成謊？試問，什麼樣的體製和社會信息結構才構成謊言的溫床呢？更嚴重的是，若不信天朝記載，隻信英方記載，這學者的政治立場就值得懷疑了，這學者就成買辦了。這種邏輯也有些太嚇人了吧？
之三，美國學者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之述：
“幾千年來，為了政治目的，為了挽回麵子，中國總是改寫曆史，此時這種修正主義的雙重信念再次出現了：中國船上的司令官在給林則徐的報告中說，他們戰勝了英國侵略者，取得了重大勝利，擊沉幾艘英國船，並且斃傷了50名英國士兵（事實上，戰鬥中英國人沒有任何人員和船隻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