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 中國古代紙源問題的研討方法 第二節《後漢書·蔡倫傳》是真實的史料
一、學術界兩種依據的一致性
我們肯定《後漢書·蔡倫傳》是真實的史料，然而這並不是目前學術界的統一看法。主要是對《後漢書·蔡倫傳》的基礎本《東觀漢記·蔡倫傳》有不同的看法。為慎重起見，我們無妨全麵錄取兩種看法，然後如實評論。
先錄取一種認為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一學者看法的引文：
《東觀漢記》是繼《史記》、《漢書》之後，由東漢史官相繼記錄當代人事的第三部史書；三國時合稱為‘三史’。裴鬆之注《三國誌》，記載孫權自學三史大有所益，並勸呂蒙和蔣欽急讀三史等書。
《東觀漢記》傳至唐朝，曾在武後朝中任著作佐郎與左史等職的劉知幾，在博覽秘閣所存史書後著有《史通》一書，記載了《東觀漢記》的作者、編撰經過與內容，摘錄如下：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以詔史官謁者仆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複命待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於、西羌傳、地理誌。至元嘉元年複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後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後；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誌；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返，續成十誌。”
從上述記載可知：《蔡倫傳》是元嘉元年（151年）由崔、曹壽與延篤所撰，此時是蔡倫死後30年，正是蔡倫之造紙術已在各地普遍推廣製造與使用之時。為蔡倫立傳的條件有二：首先因發明造紙有功；其次以功封侯並任過長樂太仆；因為據《史通》記載：“西京撰史，惟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上列司徒太尉。”據統計東漢共封各種列侯877人，其中宦者侯60人；因封侯而立傳者為數不多，現存《後漢書·宦者列傳》僅立傳9人，而蔡倫所封300戶龍亭侯是戶數最少者；說明為蔡倫立傳不在於官階，而由於功在造紙。
由皇朝秘閣所藏《東觀漢記》傳到金兵滅亡北宋或金被元所滅時已亡佚於兵亂。因為北宋景元年（1034年）秘書丞餘靖與國子監直講王洙奉詔在崇文院校勘《後漢書》時，在後記中又一次記錄了《東觀漢記》的作者與編撰內容，和《史通》記載基本相同，尤其是提到崔等人所作功臣傳114篇，即包括《蔡倫傳》；後記中對各家後漢史書有‘傳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之語。而在《宋史·欽宗紀》記載：‘靖康二年，金人脅上皇北行，……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宋史·藝文誌》記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如果當時《東觀漢記》被掠到金中都，或者北宋時曾經刊印，則其亡佚時間還要拖後。
《東觀漢記》存世約千年，從晉至南北朝被各家後漢中史書所取材；南朝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史記》有‘後漢紀傳、發源東觀’之語。至隋唐而後，又被許多類書與校注者所摘錄。《蔡倫傳》的內容也被各家後漢史書及傳世的類書與注文所保存。清乾隆時纂修四庫全書，由館臣收集彙編成《東觀漢記》輯本。近十年來，曆史學家吳樹平在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文學研究所等單位專家的協助下，又擴大查檢了數十種古籍注文與類書摘記，形成了22卷的新輯本《東觀漢記校注》並正式出版，其中卷18《蔡倫傳》的輯文為：
‘蔡倫，字敬仲，為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
黃門蔡倫，字敬仲，典作上方，造意用樹皮乃敝布、魚網作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鹹稱蔡侯紙也。
倫典上方作紙，用故麻造者謂之麻紙，用木皮名榖紙，用故魚網名網紙。’
這三段輯文雖然不如《東觀漢記·蔡倫傳》原文完整而且相互有重複，但它已保存了蔡倫發明造紙的主要史實。輯文中“造意”的含義即現在的“發明”，因東漢時尚無發明之用詞。
而最早有一學者連同《東觀漢記》和《後漢書》中的《蔡倫傳》一同否定：“按東漢曹延、延篤等人於151—167年寫的《東觀漢記·蔡倫傳》及劉宋範曄《後漢書·蔡倫傳》的記載，蔡倫與105年首次造意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似乎在此以前不曾有植物原料紙。本世紀以來任我國發現的漢紙，第一次糾正了古文獻記載的錯誤。”大概這位學者經過近10年的研究，終於發現了《東觀漢記》和《後漢書》在這方麵的文字差距，因而認為：“一種《漢記》（指《東觀漢記》）版本作：‘（蔡）倫典尚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紙，魚網名網紙。’別本作：‘典作尚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前一種版本無‘造意’兩字，或更近於原本。”否定蔡倫發明造紙術的另一學者也對《東觀漢記》作了考證，又集中在有無“造意”兩個字，為減少行文的重複，但又不好刪改，我們還是把這另一學者的看法也全麵錄一下：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中可得知《東觀漢記》開始於漢明帝劉莊時著手修撰，直至靈帝劉宏熹平中（約公元175年）完書，它與《史記》、《漢書》合稱“三史”，廣泛流傳，直到唐朝由唐高宗李治的兒子李賢等人為範曄《後漢書》作注，此後才使《後漢書》逐步取代了《東觀漢記》的‘三史’之一的地位。《東觀漢記》在《隋書·經籍誌》中記載有143卷。到《新唐書·藝文誌》中記載則為126卷，這說明《東觀漢記》從唐朝中期已開始缺佚，到北宋時隻有殘本43卷。南宋時則僅存九個列傳（其中已查不到《蔡倫傳》了），從元朝起即成佚書。明清以來的《東觀漢記》隻有輯本了，所以在明朝纂編《永樂大典》中的《東觀漢記》也早已成為輯本，因為到明初時，連南宋時僅存的九個列傳也散失了。清朝姚之（康熙時人）根據劉昭《續漢書十誌補注》、《後漢書注》和其他史書以及收集遺文輯成《後漢書補遺》8卷，但已殊多掛漏，謬誤百出。現存的緝本《東觀漢記》就是根據姚之的《後漢書補遺》和《永樂大典》本及參考諸書輯成的，共24卷，可是所增者十之有六，因書久無刻版，傳寫多偽。從中可知，《原本漢記倫傳》早在南宋前已散失，而現存《東觀漢記·蔡倫傳》是輯本，有兩個版本，不論是四庫本還是聚珍版都把有‘造意’和沒有‘造意’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來源並列刊載。這點也充分證明現存《東觀漢記·蔡倫傳》是個輯本。為了讓讀者便於鑒別，茲將《輯本漢記倫傳》的兩個版本中對有‘造意’和沒有‘造意’的文字記載分別抄錄如下：
（1）四庫本《東觀漢記·蔡倫傳》的記載：
①有‘造意’的記載為：
‘蔡倫字敬仲，為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鹹稱蔡侯紙。’
②沒有‘造意’的記載為：
‘蔡倫典尚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也。蔡倫用木皮名紙，故魚網名網紙。’
（2）聚珍版《東觀漢記·蔡倫傳》的記載：
①有‘造意’的記載為：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為中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鹹稱蔡侯紙。’
②沒有‘造意’的記載為：
‘倫典尚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榖紙，魚網名網紙。’
為了“讓讀者便於鑒別”才列出了有“造意”的兩段文字和沒有“造意”的兩段文字。可以說，有“造意”的兩段文字和沒有“造意”的兩段文字內容是一致的，因為任何一段文字中都有“作”這一詞，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個詞，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第271詞例認為“作”的重要義項是“創造”。正因為“作”在古漢語中為“創造”，才由古漢語的同義詞並舉原則導致了現代漢語中一係列雙音詞，如“創作”中的“作”即另一詞素“創”義，“造作”中的“作”即另一詞素“造”義，“發作”中的“作”為“發”義，都帶有開始幹某件事之義，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所以《說文》解釋“作”的本義為“起也，從人從乍。”僅“起”這一點就很明白，今雙音詞“起作”也是由此而來，至於與“起”相聯係的雙音詞“起始”那就更明白不過了。從“從人從乍”來看，“作”是一個會意字，而“乍”明顯是“初”的意思。因而把《東觀漢記·蔡倫傳》沒有“造意”兩字的一段文字譯成現代漢語：“蔡倫被任命（即“典”）在尚方（是一行政機構，主管中央官辦手工業）創造（即“作”）紙，（用）陳舊麻織物（造的）紙稱為（即“名”）麻紙，（用）樹皮（造的）紙稱紙，（用）舊魚網（造的）紙稱為網紙。”另一段沒有“造意”兩字的文字似乎和這一段沒有什麼區別。大凡漢語的發展也是有變化的，範曄根據《東觀漢記·蔡倫傳》的“作”的詞義依當代流行語的標準和同義的原則明確為“造意”是完全可以的，應該說這和“蔡倫發明了造紙術”沒有什麼區別。當然，某些學者認為“史學家範曄在談到尚方造銅器時，用蔡倫‘監作’的字眼，這未嚐不可。但當提及尚方造紙時，卻改用蔡倫‘造意’（‘發明’）作紙的詞語，這就未免言過其實了。如把‘造意’改為‘監作’或許還近於實際情況。”其實，這一學者也認可《東觀漢記·蔡倫傳》中沒有“造意”兩字卻有“作”的一說，殊不知“造意”就是“作”，而“造意”絕不是什麼“監作”，對造紙來說，範曄以原史料為依據隻能用“造意”而不能用“監作”，以現代漢語看，蔡倫自己“創造”（或稱“造意”）和“監督（他人）創造”是兩回事。另外，某些學者也涉及到《東觀漢記》的亡佚過程，後文將要論述，《後漢書》誕生後，作為後代學者審定為正史後，《東觀漢記》被學界冷落和淘汰是難免的，當然，我們在解釋兩宋有發達雕版印刷時，也將解釋後漢史料必將為新式印刷方式所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