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挑戰與中國
本文將談論全球性挑戰問題上的中國，或者說中國在此問題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迄今為止，驅動這一演化的無疑包括下列互相影響、互相強化的基本要素：中國國力迅速增長，國際重要性強勁提升；與此相應中國國際責任顯著擴展和加重，同時承擔這責任的能力也愈益增強；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的聯係不斷擴展和加深，其中的利害關係越來越大；在從貿易和金融到安全和生態等各個功能領域，外部世界越來越深切和巨大地受到中國的影響，它對中國行使積極作用和履行國際責任的期望和要求也隨之增加；在中國參與的全球化和普遍工業化過程中，被廣泛視為全球性挑戰的威脅或危險不僅增多，而且愈益突出，與此同時國際/跨國合作和多邊構造在世界政治話語乃至世界政治實踐中的分量遞增。
驅動這演化的還有這麼一類基本要素：與中國國內由改革開放帶來的多方麵巨大變遷相伴，中國對上麵所有各項事態的認識、與之相關的觀念、意識形態成分和政策回應方式也在逐漸變動，總的來說是經過調整去比較積極地適應它們，或者說適應變動著的中國和世界。中國在致力於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參與相關的國際—跨國合作方麵可謂進展奪目，意義重大。中國正在越來越多、越來越積極地承擔國際責任和做出國際貢獻。
然而另一方麵，另一些基本要素也一直在有力地起作用，它們導致中國在全球性挑戰和相應的多邊合作問題上的態度、立場和政策總是具有顯著的精致性和複雜性，總是需要按照中國多方麵的具體情勢予以分析和評價，並且在多數場合顯著地慢於和低於西方的期望，後者往往太多地以普遍主義/絕對主義方式看待世界和要求中國。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中國多種巨大和嚴重的國內經濟社會難題，它們在大多數時候要求中國政府優先予以關切，並為之優先投入資源；與此密切相關，就大規模和快速地擴展和增進國際責任承擔而言，中國迅速增長著的能力仍然顯著不足；代價或成本是決定中國對外態勢和政策的最大考慮之一，甚至可謂“壓倒性考慮”；中國對外政策利益的多樣性包含著一種必然，那就是與應對一項全球性挑戰直接相關的政策會與另一部分政策相矛盾，由此而來的兩難意味著不定的選擇，就中國而言很可能傾向於後者；多邊合作和多邊構造當中總是多少存在分配問題——關於代價、得益、作用、地位、影響等的“誰多誰少、誰高誰低、誰強誰弱”問題，中國作為全球性問題領域內多邊合作和多邊構造的較新參與者，一般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因而自然相對較多地顧慮分配問題。
不僅如此，看法和思維方麵的要素也有重大影響：在具體界定跨國挑戰的範圍、強度、後果和原因方麵，中國自身的屬性和情勢導致了與一般西方國家之間往往有重大和深刻的看法差異，從而使得中國在相關的問題上隻願有限度地與後者合作；此外，中國較多的特殊主義/相對主義傾向的視野和思想方式，中國當代比較審慎保守的政治文化及戰略文化，也製約了中國的有關承諾意向。總之，進展與製約相比較，可以說當今中國介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綜合的中間立場”正在向增多普遍主義成分和減少特殊主義成分移動，或曰比過去較接近西方，但同時後一類成分仍然較多，不會與西方雷同。
就國家、國際組織和跨國公民社會“三邊”合作（它往往最有利於應對全球性挑戰）而言，中國的參與有一重大薄弱環節，那就是主要由於曆史的、政治的和思想觀念的原因，中國政府大致與跨國公民社會集團絕緣，同時中國自己缺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公民社會集團，即各種各樣基本忠於中國製度但相對獨立、同時有跨國活動空間和能力的非政府組織或公民團體。就此，中國政府必須解放思想，盡快改變中國的政治文化、政治體製和政策習慣中某些顯然不適合的成分，以便開創中國“草根”參與“全球治理”並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局麵，否則中國勢將在未來世界政治的一大重要方麵處於嚴重劣勢，並且顯著減小中國在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麵做出的貢獻。
環顧當今，世界主要麵對三大範疇的全球性挑戰：經濟、安全和生態、資源及公共衛生方麵的全球性挑戰。其中，經濟全球性挑戰非常強烈地由當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突現出來。2008年急劇爆發和迅速席卷全球的這場大風浪災害性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病變和調控“真空”。全球化已經發展到使世界經濟、尤其是世界金融複雜得極難準確認識、成功預測和有效調控，同時大大誘惑和便利了（借用奧巴馬總統就職演說中的話）在全球化金融體係中占支配性優勢的“部分人的貪婪和不負責任”。災害浪潮中，各國不約而同地大力嚐試加強國家幹預和國家監管，同時人們遠比過去頻繁和急切地希望通過多邊構造去應對嚴重的全球金融失序和貿易失序。
中國由於其急速增長以至對全球影響巨大的經濟和貿易分量，加上其世界最大外彙儲備量和處於前列的金融救助能力（還加上中國對美歐日和若幹中等經濟體的巨額貿易順差），成了在這方麵被議論得最多的對象之一。已有的國際金融多邊構造——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是發達國家G8集團等——連同有關國際融資和投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多邊規則，其狹隘和陳舊遠不符合世界金融隨中國崛起而來的實力和潛能分布變化，而且目前隻是更多地談論中國可做的貢獻和應負的責任，卻不提中國可有的得益和應享的權利。在中國方麵，國內經濟壓力和尚待轉換的不健康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中國對外貿易不平衡問題仍然如故，同時非常審慎的戰略文化顯著製約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中國作為主角之一積極推進金融多邊構造改革和創新。出於固有的謹慎，“當今一代中國領導人不樂意在國際舞台上過多施展其分量”，“北京在全球大門麵前猶豫徘徊”。
當今的全球性安全挑戰主要是核擴散、跨國恐怖主義以及包括大規模屠殺和種族清洗等人道災難。必須看到，與現在主要由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構成的經濟挑戰相比，核擴散、跨國恐怖主義和人道災難在範圍和強度方麵是否足以構成真正的全球性安全挑戰遠不那麼確定，也就是說有廣泛爭議，缺乏無可置疑的全球共識。人們隻要觀察各國政府圍繞如下重大問題和事件的政策或心態，連同各國公眾的相關看法和傾向，就可以明白這一點：朝鮮核問題、伊朗核問題、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試驗、以色列核武力、真主黨和哈馬斯甚或塔利班問題、恐怖主義定義爭論、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蘇丹達富爾事態、海牙國際刑事法庭爭議及其米洛舍維奇審判爭議等。全球性安全挑戰問題上充滿著普遍主義對特殊主義涵義的歧異局麵，它們自然導致或加劇了有關的多邊構造的嚴重不足和顯著低效。
中國在國際社會防止和製止核擴散方麵已經做出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非常困難的朝鮮核問題以及伊朗核問題上。中國近幾年來為爭取和平實現朝鮮非核化作的經久、艱巨和具有局部成效的努力非常引人注目，使得中國國際安全作用和國際政治影響大為增長。中美關係，與國際安全領域中國負責任的信譽一起，成了這努力的最大受惠者。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製裁朝鮮核試驗決議後三天，美國東亞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克裏斯托弗·希爾說：“對那些密切跟蹤美中關係的人來說，我們今天在和中國一起就中國的一個鄰國做的事史無前例……因而或許在曆史書裏……（朝鮮領導人）將由於促使美國和中國更加靠近而大有功勞。”然而，2007年1月美朝兩國開始就核問題雙邊談判後，各主要參與國開始更加關注自身的特殊利益。中國不再為朝鮮非核化而嚴重疏離朝鮮，而是以格外的毅力忍耐朝鮮的對華輕慢和其他不善態度，持之以恒地援助朝鮮，同時操作對朝貿易和投資。這與中國齊頭並進地維持和發展對韓關係的努力一起，提示人們中國在以幾乎特有的耐心和耐力，“從容”追求自己在半島的長遠利益。在伊朗核問題上，中國一方麵始終在多邊構造（聯合國安理會、中美俄英法德六國會議、國際原子能署）和與伊朗等主要有關國家的雙邊外交中促進伊朗非核化，另一方麵始終維護自己在能源和外交方麵至關重要的對伊基本關係和對伊朗核問題的“中國理解”。
對於跨國恐怖主義，中國一貫持明確的堅決反對立場，參與任何對中國來說合理恰當和力所能及的國際反恐怖主義合作，但同時堅持有分辨地對待具體情勢，與美國政府的“反恐普遍主義”有鮮明的區別。它們主要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國際社會應采取立法、行政、司法等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打擊恐怖主義；任何國家或政黨、團體不能基於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在對待恐怖主義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國際社會為打擊恐怖主義而采取的措施、手段和方法都不應加劇民族矛盾、宗教仇恨、文明衝突和人民隔閡；反恐行動應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及國際法準則，應證據確鑿，目標明確，避免傷及無辜，不能任意擴大打擊範圍；反對將恐怖主義問題和特定的宗教或民族相聯係；反恐要標本兼治，各國應充分運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法律等綜合手段加以應對，而不單純依靠武力來解決恐怖主義問題。
至於人道災難範疇內的大規模屠殺和種族清洗，由於冷戰結束後除盧旺達大屠殺以外的那些事件在中國看來實際情勢複雜，或外部幹涉失當，因而中國從未參與有關的多國集體幹涉行動，並且特別嚴厲地譴責北約的科索沃戰爭和明確反對就達富爾問題製裁蘇丹。就中國未來在該領域的行為方式選擇而言，中國將麵對的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可能在於：對境外軍事介入的嚴格自我限製的傳統——由中國不幹涉內政信條加強的一個傳統——是否應當按照某些具體情勢的需要予以修改。
首先歸功於歐美有關公民社會集團的長久努力、歐盟主要國家政府的政策取向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專注工作，生態、資源及公共衛生方麵的跨國危險已經至少在言辭層麵上成了被普遍公認的全球性挑戰。環境惡化、資源可持續狀態惡化和跨國健康威脅近年來被世界輿論關注的程度大為增加，它們在世界政治議程中的地位（尤其是環境惡化問題）急劇提升。特別是氣候變化，已經迅速地成為最顯要的世界政治議題之一。2008年底在波蘭城市波茲南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4次會議）規模盛大，總共有來自186個國家和地區的9000多名政府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參加。假如沒有突如其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猛烈衝擊所帶來的主題置換效應，氣候變化本會是當前全球共同議題中最首要的。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歐盟在2007年的全力造勢和美國隨政府更替而來的態度轉換，也是因為相應的關注有普遍的感染力和不可抵擋的倫理正當性，加上它密切關聯到在許多國家已躋身於頭等挑戰的國內環境保護及能源節約問題。
然而，發展程度和社會狀態不同的國家之間的看法差異、能力差異和經濟結構區別，連同所涉及的國際間義務分配、代價分配的複雜和困難，導致在生態、資源及公共衛生領域比較有效的全球性多邊構造嚴重不足，而且在已有的全球性多邊構造中要達成重大的全球性具體協議總是困難重重。最近的明證是，在波茲南舉行曆時兩周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差不多無果而終，因為各國間爭執不下。一位既不滿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更不滿西方發達國家的態度的美國作者說：“在波茲南的失敗後，是誠實坦白的時候了：世界不打算較快著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存在太多有力地指向錯誤方向的因素：西方國家拒絕在它們所引起的氣候問題麵前做出犧牲；發展中國家堅持自己能夠像美國和歐洲生活得一樣好，並且不願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隻要第一世界國家……拒絕這麼做。缺乏任何合理的替代，加上我們缺乏發展它們的興趣，進一步阻礙了尋求解決的能力。”
特別與歐美有關公民社會集團和歐盟國家政府相比，中國是生態保護、節約資源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後覺者, 而且過去在這些問題以及全球性公共衛生領域有著“單邊主義”慣例。近幾年來，中國政府由於世界輿論的影響和國內同類挑戰的強烈凸現，已經在原則上明確和堅決地認可大力應對這些全球性問題的必要，並在力所能及的實踐範圍內做出中國的努力，同時開始更多地參與有關的多邊協調。“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幹得不錯”，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際小組主席拉真德拉·帕喬裏2007年底說。他讚揚中國政府非常明白氣候變化所提出的挑戰，正在為應對氣候變化努力做能夠做的事，包括轉用高效能源、大力投資使用水力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