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民主和極權：幾大現當代強國的國家動員實踐
威權政體是指一個並非代議的國內最高權力主導國家決策，同時一定程度上受憲法、議會和其他種種力量的製約。威權政體的當權者雖然需利用大眾，但也必然壓製大眾，因而難以充分動員後者的物質資源和效忠精神，在戰略動員上有其先天的不足。
德意誌第二帝國是威權國家的典型。皇帝是帝國最高領導，控製官僚體係和軍隊，但受到憲法、議會、政黨政治和各邦權力限製。盡管軍政領導們早就認識到總體式戰略動員的必要，但帝國政治體製設置了結構性障礙。原先，霍亨索倫王朝治下人口大致為容克貴族、農民、新教徒和少量城市人口，政治主流專製保守，但統一的德意誌帝國合並了北方海港、萊茵工業區和南部天主教區，致使社會性質、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頗為不同的西部與東部並存在一國之中，而皇帝和把持政權的保守勢力與其他階層之間關係緊張，難以真正凝聚全國資源。
參謀本部一向要求擴軍，以便一旦開戰就能實施旨在迅速擊敗法國的“施裏芬計劃”，但如前所述，部分重臣深憂兵員出身和軍隊成分的異變，堅決反對增招“受共產主義感染”的城市平民以大規模擴充陸軍，而皇帝站在他們一邊。到1911年，占全國總人口42%的農村提供了兵員總數的64%，各大中心城市卻僅提供了6%，一戰爆發前夕，給世人以枕戈待旦印象且人口基礎遠占優勢的德軍竟然顯著少於法軍。不僅如此，第二帝國的動員局限還顯見於利益集團政治和黨派鬥爭。一戰前幾年，在政治上占優勢的容克地主集團不顧軍方反對，將農產品大量出口，導致德國糧食儲備不升反降。戰時，隨著對戰爭性質認識的轉變，戰前已掌握議會三分之一議席的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其左派）逐漸展開反戰活動，包括進行反戰宣傳，組織工人罷工，甚而鼓動士兵嘩變，顯著影響了德國的戰爭物資生產和戰爭士氣。第二帝國終告毀滅的相當一部分原因在於其動員局限。柏林的威權政體無法協調各階層利益，有違保守勢力意願的政策得不到推行。政府雖然到戰時不得不力圖發動全民力量，但各種分裂和憤懣在德國再三遭受軍事挫折後必然爆發，導致國家內外交困，戰敗瓦解。
民主政體基於公民選舉，代議製政府與大眾及其政黨關係緊密，大眾意願有力地製約國家基本政策。這形成了戰略動員方麵的一個頭等挑戰：如果政治領導能夠使其基本目標和方略取得大眾認同，它就可以集中全國資源，否則它不但無法實行有效的動員和政策實施，而且有被掃地出門的危險。此外，民主政體在財政上較為靈活穩定，可行的政府合法更迭則提供了一種改變戰略動員方式的替代選擇。
英國的財政動員極大地受益於憲政製度和後來的民主製，它們一般保障了穩定的信貸和稅收體係。1688年“光榮革命”後，凡遇重大戰爭，情形莫不如此。對資產者和多數納稅人來說，它們不是“國王的戰爭”而是“自己的戰爭”。稅收方麵民主體製的優越性戲劇性地反映在一戰前的英德海軍競賽中。在因利益爭議和黨派鬥爭形成的海軍預算長時間死結之後，1906年大選提供了解結契機，勝出的自由黨基於稅收問題上的主流民意，在1910財政年度預算案中大量增加直接稅，幾乎全都是向富人要錢。接著，經過上下兩院間就此進行的憲法衝突，在1910年選舉中再度獲勝的自由黨徹底解決了海軍預算難題，英國由此堅執對德海上霸權。
二戰前的美國在進行國家動員時經曆了漫長的困難和周折。美國的民主政治發達，其對外政策往往與其說源於領導人的謀劃，不如說“反映了千萬人的衝動、利益、信念和有意無意的偏見”。眾所周知，在美國的體製之中，根深蒂固和普遍的孤立主義情緒導致政治領導在國家動員方麵長時間羸弱乏力。1938年蘇台德危機時，羅斯福總統告訴英國大使倘若爆發戰爭，美國隻能提供有限的援助；他同時告誡說，泄露他們的談話將導致對他的彈劾。直到法國淪陷和日本向東南亞武裝擴張、國內輿情迅趨改變，備戰動員才得以步步升級。1938年，美國陸軍總兵力不到30萬，1941年已超過100萬；1938年國防開支為9.34億美元，1941年增至63億美元；1935年軍用飛機總數不足日本的一半或德國的1/6，到1941年已經超過德日兩國。僅就戰略動員而言，美國可謂在參戰之初即已獲勝。
極權政體指當權勢力完全壟斷政治資源和合法統治地位，以壓倒一切的暴力機關和官僚機構對社會進行強力控製，輔之以大眾性的基層組織建設、意識形態灌輸和公共宣傳蠱惑，其核心內容為極權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它是工業革命、大眾政治和民族主義產生的一種極端國家形態。極權政體在戰略動員方麵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通過總體性的社會控製，統治者可以相對最自由地製定政策，操縱輿論迎合政策，根據需要隨時調整國家活動，在此限度內最大程度地集中資源。可是一般而言，極權政體的一大根本弱點在於其國內聲譽和地位大有賴於對外政策的成功，一旦缺了這興奮劑，國內的極端不公正就會引起合法性疑問。即便政權能靠暴力暫時維持下去，整個社會也會效率低下，弊端百出。
納粹德國是極權政治的頭號典型，有一套對社會全麵控製和征集的國家動員模式。無論平時和戰時，它都力求使整個國家始終處於徹底的總體動員狀態。為了用暴力造就日耳曼種族大帝國，德國乃至被征服地區的社會結構和國民生活要按照納粹極權模式運轉，全部物質和精神力量都要被征集起來，效忠“元首”和服務於邪惡的種族擴張目標。納粹德國由此空前程度地動員了境內乃至被征服地區的資源，形成了暴發式的巨大國力，最後需要三大“洲級強國”美英蘇曆經數年全麵戰爭才能摧毀之。然而另一方麵，盡管依靠輿論宣傳、極權管製和對數以萬計的德國人的肉體消滅，納粹政權在軍事節節失敗背景下仍大致保持了“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 的“內部統一”，可是在經濟資源的動員方麵，“多頭的元首製國家的種種弊端太清楚了，甚至在戰爭的戰略轉折點到來之前也是如此。”納粹德國首先因其體製內的固有弊端而未能把握經濟動員的種種難題，以致到1941年夏天就輸掉了對英美兩國的“工廠戰爭”。然而，就國家動員在內的一切戰略問題上，極權體製首要的致命弊端大概在於多半與之依存的個人獨裁，它導致為所欲為的“基於情感的意識形態浪漫主義”，從而使戰略決策者“脫離現實”，“強化了可以存在於最高層的無論何種堂吉訶德式的幻想。”
結 論
現代曆史和某些典型實例表明，政治製度對國家動員的方式和效能影響巨大。 大致而言，整個16世紀期間浮現、到18世紀後葉臻於成熟的王朝專製體製主要依憑中央集權的強製征兵征稅，其動員能力雖然遠勝於中世紀政治實體，但仍然相當狹窄和甚為有限。其後，更為現代的政治製度大大擴展了國內社會的政治參與範圍，從而變更了國家動員方式，躍增了國家動員能力。法國大革命開啟了主要由民族主義和政治革命驅動的全民動員，並且導致了基於政治改革的基幹製，可供國家動員的民眾巨大潛能由此顯現。19世紀中後葉起，工業革命、民族主義和大眾政治這三大動能變更了歐美社會和國際體係，現當代動員方式由此興起，政治製度與國家動員間的關係也變得空前緊密，並且複雜。簡言之，就其主流而言， 此項關係的曆史進程經曆了特征鮮明的三大階段，即現代前期、中期和後期（現當代），民族主義和大眾政治參與構成其首要的演變動能或主題。
幾類現當代典型政治製度即威權、民主和極權體製顯現了動員方式和動員能力方麵的重大差異。關於威權政體的很有限的實例似乎提示，它難以充分動員社會大眾的物質資源和效忠精神。而關於民主與極權政體的動員能力則能有更清楚的認識：民主政體導致了動員方麵的一個頭等挑戰，即政治領導若能使其基本目標和主要方略取得大眾認同，它就可以集中全國資源，否則它無法實行有效的動員和政策實施；極權政體在動員方麵有獨特的重大優勢，但同時也有巨大的、最終是致命的弊端，包括其國內聲譽和地位過度依賴對外政策成功，個人獨裁必然導致效率低下，統治者因為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浪漫主義”很容易脫離現實。
英德敵對的由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成因之一是英德敵對的興起和加劇，對此，德意誌統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歸根結底起了首要作用。
19世紀60年代中葉起，以美國內戰結束、普奧普法戰爭和日本明治維新這三大近乎同時的事態為標誌，國際權勢結構劇烈變動的時代終於來臨。歐洲的變動緣由首推德意誌的統一，那改換了歐洲大陸地緣政治的基本構造：曆來作為列強鬥爭的緩衝地帶和交易籌碼的德意誌諸邦被並入單獨一個強國，歐洲國際體係的內在靈活性因此大為減小；統一和龐大的德意誌帝國崛起於歐洲中央，奧地利和法國受到直接撞擊，歐洲其餘強國的相對位置也統統隨之改變。更重要的是，統一本身使德國一變而為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它在人口數量、工業水平、軍隊規模和效率、教育質量和普及程度各方麵無不顯著超過或至少趕上法國，而就這些方麵綜合比較也超過僅在人口和兵員上居多的俄國。不僅如此，傳統的普魯士式專製政治、軍國主義和以崇拜國家順從權威為特征的政治文化，大大增強了德國可用於國際權勢競爭的能量。不僅歐洲任何國家都無力單獨製衡德國，而且列強聯合製衡也由於英俄兩國缺乏政治遠見而長久未能實現。
特別得益於第二次工業革命，德國在統一之後的實力更是突飛猛進。19世紀70年代左右，以內燃機、電氣工業、化學工業和電訊設施為主要標誌，一係列先進的工業生產方式在19世紀70年代左右橫空出世。被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這一變革直接基於科技革新，其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巨大和迅猛甚至超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它不僅創造了總合起來基本改變工業化社會的物質生活麵貌的無數新產品，而且以開辟新能源、拓寬能源分布、開創並普及大規模精密加工為主要動因，使製造過程在微觀和宏觀兩方麵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由於它的特定的技術性質和地緣經濟性質，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快和最大的受惠者乃是美國和德國，而很高的資本壟斷和生產集中程度更是給後者帶來了分外的優勢。由此，列強間的實力對比劇然大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德國在工業經濟的總量及其技術先進程度方麵已超過英國而位居世界第二。短短四十年內，原先列強中最弱的普魯士/德國變得甚至比列強魁首英國更有實力。正是世界資本主義這項最不平衡的發展，構成了英德敵對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項最重要根源。對一向信奉傳統的軍事強權的德國來說，有了世界一流實力就必須有世界一流權勢地位，即起碼與大英帝國並列成雙的世界性製海權和海外軍事—政治勢力範圍。
與新興強國迅速崛起恰成鮮明對照，傳統強國顯著衰落，而其中對於世界政治影響最廣泛最重大的是英國的衰落。作為全球性的生產、技術、通商、殖民和製海優勢的擁有者，英國實際上處於伴隨新興強國崛起而來的種種國際衝擊力的彙集點上，其權勢地位受到的侵蝕相對最為嚴重。英國優勢顯著衰減乃至最終喪失的最深刻原因，在於工業化擴散和新技術革命潮流中它愈益嚴重的相對頹勢。到1913年，英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量中所占份額已從1880年的22.9%降至13.6%。不僅如此，因其技術競爭力的減弱和歐美後發工業國家紛紛采取的保護性關稅政策，同期內英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比例亦以相近的幅度跌落。英國殖民優勢的衰減同樣引人注目：盡管在現代帝國主義擴張狂潮中它攫取了一係列新屬土，但與此前約70年內除俄國外幾無對手的情形相反，現在它不得不與幾乎所有新老強國競爭，並且抵抗它們從不同方向上對英帝國的壓力。總的來說，英國處於一種典型的晚期帝國戰略困境，即狼煙四起，窮於應付，捉襟見肘。最使英國人膽寒的是製海優勢的動搖。80年代中期開始，法國優先發展高速巡洋艦、魚雷快艇和後膛艦炮，以便必要時截斷來自大西洋彼岸的英國糧食進口，並且將皇家艦隊逐出地中海和法國西麵近岸海域。然而，這與1898年開始的德國造艦狂潮引起的恐慌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在爭得世界性優勢的急切欲望驅使下，德國集中建造準備用於海上對英決戰的新一代巨型主力艦，其勢頭之猛實屬非凡。
暴發了的德國追求一流殖民帝國、一流海軍和歐洲大陸霸權。對世界強國地位的強烈憧憬構成世紀之交德國思想界異常突出的主流思潮，而其中被談論得最多的主題便是突破歐陸狹隘限界，造就足以製衡所有巨型強國的“世界均勢”。保守審慎的俾斯麥在愈益強勁的擴張主義民族要求麵前，愈益顯得是個過時人物。1890年，他終於被迫辭去宰相職務，這標誌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世界政策”時期正式開始。該時期的第一項後果深遠的行動，在於新宰相卡普裏維迫不及待地廢棄與俄國的同盟，以消除俾斯麥外交體係在表麵上的最大矛盾——德俄同盟與德國對奧義務相抵觸。其後果，是最終促使俄國於1894年轉而與法國結盟，俾斯麥最擔憂的反德大聯盟由此趨向形成。
不過即便如此，隻要英國依然態度不定，列強格局就遠不至極化到除集團對抗外別無回旋餘地，法俄兩國也遠沒有足夠集中的精力和必要的膽量去放手與德奧作最終較量。世紀之交的英國長時間缺乏明確的戰略方向，遍布全球的海外利益使之陷於紛繁多樣的國際糾葛，其對外政策便難免呈現出自相矛盾的景象。最使英國猶豫不決的是：俄德兩強當中哪個對英國最危險，或者說究竟應當著重遏製俄國在廣大外圍進行的傳統擴張，還是應當優先對付德國在歐洲本部凸現的新興優勢？如果考慮到英國在俄國勢力所指的近東、中亞和遠東擁有的廣泛利益，加上另一個老對手法國在殖民競爭甚至海軍方麵給它造成的追加威脅，那麼英國就很不容易確認德國為頭號（甚至唯一）大敵。
然而，威廉二世及其近臣以驕橫和挑釁性的“世界政策”替英國簡化了問題。德國在各海外地區采取咄咄逼人的態勢，幹預其他強國的勢力範圍。頭號殖民大國英國對此自然最為惱怒，特別是德國在南部非洲和近東的幹預和勢力擴展大大觸犯了英國的利益和臉麵。然而，更關鍵的是德國的造艦狂潮。德國出於對英國優勢的忿忿不平和爭當“世界強國”的勃勃雄心，從1898年開始大造主力艦。八年後英國無畏戰艦的問世雖然一時打亂了這一造艦計劃，但未動搖德國人的趕超決心。靠政府內外各類勢力合成推動，造艦撥款一再劇增，其結果是到一戰爆發時，德國已擁有22艘無畏級戰艦。
德國的造艦狂潮不僅在事實上衝擊著英國的海軍優勢，而且由於英國人將這優勢崇奉為英國世界權力、本土安全和財富的根本保障，它便最劇烈地刺激了他們的神經。這與英德之間經濟技術實力對比迅速變更帶來的嚴重不安一起，終於在英國造成了對德國的廣泛恐懼，並且是曆史上一般頭號強國對急劇崛起的新興強國常有的過分恐懼。20世紀開始後不久，英國政府認定德國為頭號敵人。在這戰略定向上起了重大作用的著名的克勞備忘錄（1907年1月由外交部官員克勞撰寫）強調：“最強大的陸軍與最強大的海軍結合於單獨一個國家，將迫使世界聯合起來掙脫這一夢魘。”
在此背景下，英國政府形成了兩大根本信念：（1）德國權勢膨脹不僅嚴重威脅英國的世界地位，而且勢將危及英國本土安全，因而必須遏阻；（2）為此需要盡可能集中英國本身的力量，同時與德國的其他對手合作。從長遠看，確定並開始對付德國威脅的過程就是區分利益主次、收縮競爭戰線和減少海外敵手的過程。新的對外政策目標和根本戰略一經確定，英國便以一種與其實用主義外交傳統相符的明快簡捷，分別於1904和1907年同法俄達成妥協。英法和英俄兩個協約雖然遠非軍事盟約，但其不成文的基本精神都是結成反德戰略夥伴關係，而且這關係很快開始含有軍事合作內容。如此，歐洲格局一變而為德奧同盟與英法俄協約兩大集團對峙。
兩大集團之間的對抗升級過程最主要地由下列事態構成：兩次摩洛哥問題危機；波黑問題危機；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刺後迅速招致大戰爆發的連鎖反應。總的來說，它們為歐洲戰火的爆發提供了下列主要動因：德國推行旨在侮辱和孤立法國並威嚇英國的挑釁性外交；英國逐漸承擔起援助法國（因而援助法俄同盟）的“道義責任”乃至軍事義務；在各自盟友的縱容或支持以及當地民族主義的刺激下，奧俄兩國對巴爾幹的爭奪愈演愈烈，最終將其全部盟友拖入戰爭。就英國參戰而言，最後起決定作用的是德國為實行其旨在首先迅速擊敗法國的施裏芬計劃而入侵中立國比利時，從而一舉變更了英國國會和輿論的避戰意向，這也出於英國的近現代根本戰略傳統，一貫視低地國家獨立為英國本土安全的必需條件。
德意誌第二帝國在國際舞台上的驕橫莽撞很大程度上出於其孕育和出生經驗，那就是依靠強權，特別是軍事強權。德國外交的拙劣尤其可見於兩次摩洛哥危機和英國倒向法俄兩國以前英德之間的幾度接近嚐試。就摩洛哥危機而言，德國像一位著名曆史學家概述的那樣，“每隔幾年就以戰爭威脅另一個國家，而不能確定一個有意義的目的，（結果）每次都加劇了導致敵對聯盟的那種恐懼”；在謀求英德接近的談判中，德國異想天開地執意要訂立刻板的歐洲大陸式軍事同盟，這分明是英國依其長期傳統和顯著利益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德國對外政策的拙劣頗大程度上與威廉二世的乖僻愚蠢密切相關。這位皇帝不僅滿懷自不量力的世界一流強國野心，而且浮誇虛榮，極易激動，反複無常，粗俗淺薄。不僅如此，在威廉二世之下，植根於專製政體和德意誌帝國特殊行政結構中的決策分散傾向，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致使對外政策無法統一，混亂拙劣在所難免。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尤其在德國，軍界的決策影響隨戰爭技術變革而過度增大，以致刻板狹隘的純軍事計劃竟能主宰最重大的政治決定。著名的施裏芬計劃以一開始就大打全麵戰爭和入侵比利時為前提，不僅在平時嚴重限製了政府外交行動的回旋餘地，而且在戰爭危機來臨時成了政治領導隻能接受的唯一權威對策，並且直接引發了英國參戰這一特別重大的國際政治後果。此類計劃確如基辛格所說，是使大戰無法避免的“世界末日軍事裝置”。
上述曆史表明，英德敵對不同於一般的列強間爭鬥，它與現代以來幾番導致巨型衝突的那個根本問題——國際體係內優勢地位的擁有者與其頭號挑戰者的對立——休戚相關，與國際體係基本環境（即跨國的和有全局意義的技術、經濟生產方式和政治文化狀況）重大變遷之中最根本最重大的那項“權勢轉移”緊密相連。然而，單有英德“權勢轉移”還不足以真正形成英德敵對和衝突，還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 ，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國際權勢政治觀、極端民族主義理念和帝國主義思想，特別是德意誌第二帝國的。在這些主要的結構性和觀念性原因之外，還有一些重大因素，包括德國的體製、政治機製、對外政策和對外關係操作方式等方麵的災難性動因，連同最高決策者的災難性個人特征，顯而易見地導致了英德敵對的形成和升級，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冷戰的性質與其世界曆史意義
根本結構性機理和現代世界曆史必然
在19世紀（特別是其後期）以前的很長時期裏，大致肇始於16世紀的現代國際體係總的來說基本保持了一種相對分散的多元或多極格局，即16世紀時業已強大的法國、奧地利同17至18世紀先後躋身於強國行列的英國、沙俄、普魯士一起，形成了一個相互間力量對比大體平衡、並且長期保持動態穩定的五強格局。誠然，其間有過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統治下的法國大力追求霸權所引起的兩番大失衡和大動蕩，然而有如19世紀德國大曆史學家蘭克在首次提出現代歐洲國際體係變動模式時所言，“世界的激流誠然不時破壞這一規範和秩序體製，但在潮退浪緩後它又得到重建。” 歐洲取得的這種多強動態均衡局麵在維持和充實了“經典的”國際法之外，塑造了“經典的”歐洲外交思想和實踐，其中最突出、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當推經典均勢論和均勢政策。在19世紀初期，經典均勢的基本原則及其派生的均勢營造章法，仍然是均勢大師、奧地利宰相梅特涅和英國外交大臣卡瑟爾累等人在拿破侖戰爭後安排歐洲的指南，盡管鑒於這場大戰的教訓，他們同時還搞出了“歐洲協調”這一重要創新。簡言之，現代國際關係在至少一個多世紀裏的麵貌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多個強國間力量對比的大致均衡和相對穩定。
然而，19世紀期間，情況開始大變：從列強間大體勢均力敵的狀態中浮現出國際權勢構造的極化趨勢，甚至可以說出現了我們時代超級大國的雛形；另一方麵，列強格局無論就強國的具體身份還是就它們各自的相對實力位置而言，都由於幾個新興強國的迅速崛起而發生急劇變化，原有的穩定不複存在。極化趨勢首先表現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裏英國在列強中的突出優勢地位。這種地位由三大要素構成：自17世紀末“光榮革命”開始嶄露頭角的海軍、海外殖民地和遠洋商業三方麵優勢；發動工業革命導致的技術和工商業遙遙領先地位；反拿破侖戰爭及其勝利帶來的空前政治、經濟、戰略利益。從拿破侖戰爭末期到克裏米亞戰爭爆發期間的俄羅斯則是當代超級大國的又一個雛形。就軍事力量和國際政治權勢而言，它遠超過當時歐洲大陸任何其他國家；或者說，它是同海上超級強國不列顛並列的陸上超級強國。俄國的顯赫權勢直接來自反拿破侖戰爭及其勝利，而其根本基礎是它經幾個世紀領土擴張和相對高速的人口增長而形成的巨型大國規模。加上彼得大帝後來雖然步履維艱、但畢竟有所進展的現代化，使之可以在拿破侖戰爭的曆史環境中決定性地壓倒歐陸“中等國家”，從而同英國一起在事實上傾覆多強實力分布大致均衡的原有格局。
至於新興強國的急劇崛起和列強相對實力位置的大幅度變動，則具有幾乎驚人的突發性。大致從19世紀60年代中葉起，以美國內戰結束、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為三大標誌，國際權勢構造劇烈變動的時代終於來臨。在此後約80年歲月裏，伴隨著激烈的國際鬥爭，乃至規模空前和極其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包括美、德、日、蘇在內的四大新興強國先後崛起，英、俄、法、奧等傳統強國或衰落或崩潰，此外更有德、日兩大新帝國暴發而後暴亡（德國更是兩番經曆了這種過程），超級大國兩極格局最終取代傳統列強多極格局。對大多數考察者來說，給人印象最強烈的是新老強國間經濟和軍事實力對比的迅猛變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早在1866年法國曆史學家兼國務家梯也爾就驚呼，普魯士統治德意誌將導致16世紀查理五世的大帝國重演，而這樣一場普法之間力量對比的革命勢必導致法國遭到致命威脅。保羅·肯尼迪在談論許多國際關係史學家探究和思考的一大問題——歐洲協調為何解體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僅是由於列強外交共識的衰亡，也是由於其中部分國家變得比其他國家強大一兩倍。如果說國際權勢格局的這些驚心動魄的變化有一個共同的最根本原因，那就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擴散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來臨。它們作為首要因素，與其他種種複雜的地緣、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和曆史傳統等方麵原因相結合，造成了不同國家間非常不平衡的發展，導致了國家相對實力的跳躍式增長和跌落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