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達成給李自成的核心野戰部隊的換裝的交易後，王越的小集團又對牛金星提出了新的合作方向，那就是大家一起成立一個貿易銀行來平衡貿易。
因為涉及到大宗商品的流通，以及北方戰亂貿易秩序混亂的原因，王越是很願意以合資銀行的模式來進行對外貿易，從而使得資本能以更低的成本運營。
當然牛金星也沒有拒絕，北方因為陝甘地區初成的人口-糧食-軍火的三角貿易一直是王越，李自成以及山西商人推行的事情，商業主義很容易就讓暫時無法消滅王越，無法消滅農民軍的地方豪強與王越他們達成了妥協。
因為在大明的權力在完全失去對民間資本控製後，這些屬於民間的資本就已經開始在野蠻生長中走向畸形。
不要過多期望資本對於技術的推動，因為資本的天性隻是獲利而已。如果資本無法對外擴張，就隻能對內掠奪。而中國的民間，很難跳過資本原始積累與國家公權力矛盾的初期，在對外擴張的道路無法進行的情況下，就隻能把財富以土地的形式不斷集中起來。
最後富者阡陌相連，貧者無立錐之力。而且，這群窮瘋了的家夥又沒有多少像西歐殖民者那樣去海外擴張掠奪的機會，最後隻能引發****。
這明末時期大英帝國的海盜殖民者引領的資本擴張完全不同，從山西商人的身上，王越徹底否決了以自由資本的形式來讓國家進入新階段的道路。
況且，他手裏一直都是有著開啟新時代的鑰匙的——工業化。這種工業化不僅僅隻是一些簡單技術和機械的堆積，而有一整套的組織思想價值觀念。
在王越這裏，資本被強權去要求為國家貢獻一切。就像王越的政府強權要求對鳥不拉屎的河套以及河套北部地區開發，那麼就必須有十萬人口忠心耿耿的踏上北方荒漠地區一樣。
跳過資本的獲利限製，以一種逆自由經濟學常理的方式，將大把大把的資源和人命揮霍在工業正確答案的建設上。
他要求更多的資源，他要求更多的人力，他要求更多的鐵和更多的血。為此他之所以選擇共有主義，並非出於理想，而是出於共有主義所能給予的現實。粉碎所有的舊階級，創造服從的新階級的需要。
《賤民法》將陝甘過去高高在上的社會精英打的不得不背井離鄉去河套尋求新的開始，《兵役法》將足夠的民眾組織起來為國家提供血肉燃料，《均田令》獲得最多數的農民戰士的忠誠，以及人民內務委員會則讓妄圖投機的人考慮背叛的代價。
**被取締後以勞動改造的形式塞進被服工廠，更多的私塾不得不轉型為小學校後去教革命軍所認同的東西，過去的田主們為了獲取一個不被打壓的新身份去了更加蠻荒的北方，而王越的革命黨獲得對全民思想的最終解釋權。
所以相對於領地之外的世界，王越的領地是不正常的，王越統治下的最大多數人，在被統治下所能上升的渠道，除了生產就是打仗，或者更好的生產和更好的打仗。
舊的階級被暴力絞碎，新的階級在戰火裏形成。更多的需求，更多的發展，更多的貪婪。
這促生了對於某種簡單易懂的正義的需求。
既然他們需要簡單易懂的正義，那麼就給他們一個簡單易懂的正義！
於是王越他們的暴力戰爭被定義為“中華革命”。
不是蘇維埃，不是共有主義，而是“中華革命”。
“中華革命，是一場偉大之革命；是一場永遠不會終止之革命；是一場為所有人帶來新的機會新的發展新的前程之革命；是整個中華涅槃之革命。”
他所描述的革命以更簡單的範圍給予更多與所統治的人所需要的正義，他承諾，他隻是領導他們解放自己，並不是要求他們去解放全世界。
“吾等從未背叛中華先賢的理想，吾等不會否認吾等所追求的就是天下大同。”
在剝奪了舊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後，先賢也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先賢變成革命理想的“先賢”，曾經解釋舊王朝統治正確性的理論再次被歪曲王越所需要的革命正義性的注腳。
“吾等從未否認吾等五千年中華人後裔的身份，吾等之血源自上古炎黃之苗裔。吾等既然具為炎黃子孫，那麼吾等自要為天下之炎黃子孫討一個萬世安康太平之天下。而這天下也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吾等眾炎黃華夏之人之新天下。”
最核心的151人團的王越是中華，革命黨的全部人員是中華，乃至於接受革命黨領導的也是中華，甚至於在明朝統治下的民不聊生同樣是中華。沒有分別，所有人都來自於同樣的血統，所以所有人都同樣高貴，自然也就輪不到誰比誰更加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