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這是一篇讓我倍感沉重的序言。文集彙編時，鄭老師囑我作序。
收到文稿時，鄭老師已撒手西去。囑序作序，旬月之間，已是天人永隔。
回念及此，不禁悲從中來，曆曆往事，頓現眼前。
我與鄭雲山老師的因緣基於陳旭麓先生。他是陳先生在60年代初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執教，是陳先生的重要助手，與陳先生一起教書、編書、撰文、下鄉搞“四清”，直到1973年才調離華東師大。我是“文革”後考入華東師大的。論學問資曆，他是我的師輩，論師門之誼，他是我的師兄。我總習慣稱他老師，他總強調僅是師兄。我已記不清我們交往始於何時，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見他麵以前，已聞名久矣。陳先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心情不快時，常會念叨鄭雲山的名字，說是假如鄭雲山不調走，情況可能會不一樣。從那時起，我就知道鄭老師在陳先生心中的分量。陳先生在世時，我與鄭老師在業務上有許多聯係，共同商量研究項目，共同參加會議，多與陳先生有關。陳先生去世以後，我與鄭老師見麵談話，中心議題也總離不開陳先生。
鄭雲山老師是中國近代史領域裏眼界開闊、功力深厚、學風嚴謹、卓有成就的著名學者。他對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等諸多專題都下過功夫，發表過一大批很有影響的論文。其中，關於戊戌時期改良派政治態度的矛盾分析，維新派民權思想特色剖析，義和團扶清口號的思想基礎梳理，孫中山對“黃禍論”的批判，浙江人文環境與章太炎“反滿”思想之關聯，或創榛辟莽，發前人所未發，或推陳出新，在前人基礎上拓展推進，均言而有征，論有新見。他對於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宏觀問題，予以高度重視，不時參與討論，比如關於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近代中國國民性問題，近代民主思想問題，他都綜核眾說，融會貫通，參以己見，成一家之說。鄭老師論史，每每視角獨特，發人深思。太平天國曆史曾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成果多，挖掘深，要將其推向前進難度很高，鄭老師獨辟蹊徑，從人才問題入手，對比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與湘軍首領曾國藩在這方麵的差異，指出曾國藩在戰役指揮方麵，才能未必強於洪秀全，但是，他在重才、識才、用才、育才、薦才方麵，相當高明，遠在洪秀全之上，這是曾勝洪敗的重要原因。所論廣征博引，條分縷析，絲絲入扣，令人信服。
鄭雲山老師是浙江人，他熟悉這片土地，熱愛這片土地，極端重視搜集、研究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文曆史，取得了學界公認的突出成就。他對於秋瑾、湯壽潛、王金發等浙江名人的研究，搜羅廣，挖掘深，考證細，思慮密，立論允當，其成果為學術界廣泛征引。他撰寫的《秋瑾》傳，史料史識，都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研究“鑒湖女俠”的最好水平，獲全國愛國主義優秀曆史讀物獎。他對於湯壽潛與秋瑾案關係的辨析，推翻了延續八十多年的陳說，為湯壽潛洗刷了冤屈，為曆史求得了公正，《辭海》有關詞條采用了他的成果。他關於王金發在辛亥前後史實的考訂，為全麵、客觀、公正地評價王金發曆史地位打通了道路。他參與主編的《浙江近代史》，參與搜集、整理的諸多浙江史料，為全麵了解浙江近代曆史、梳理浙江文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鄭雲山老師學問優秀，道德高尚。他對待老師，相當敬重，彌留之際，還念念不忘華東師大陳旭麓、郭聖銘等老師對他的幫助。特別是對陳先生，他敬之、愛之、助之，盡一切可能幫助老師分憂解難。為作此序，我重讀了陳先生與鄭老師的三十多封通信。他們談學問，談人生，談國家大事，談身邊瑣事，也送禮，也借錢，絮絮叨叨，一片至誠，喜怒哀樂，毫無掩飾，那是心與心的交流，情與情的交融，堪稱恩師愛徒的典範。鄭老師對待學生，視同子女，一片赤誠，授業、解惑，更重傳道。我曾不止一次受他囑托，幫助他的研究生，查找資料，解決難題。他對待朋友，襟懷坦蕩，樂於助人。我每有問題問他，他總是有問必答，熱情相助，毫無保留。我有著作出版，呈送請教，他在鼓勵之餘，對於存在的問題，也都認真指出，大自觀點的提煉、史料的征引，小至錯別字與標點符號。多年來，我一直視他為誨人不倦的老師，難得的益友與諍友。
哲人已逝，德業永存。這本論文集是鄭老師的一批學生奉獻給老師的孝心，是對老師的感恩，也是對鄭老師最好的紀念。書中許多高見卓識，許多有價值的資料，將會繼續造福於學術界。在這個意義上，鄭老師已是不朽。
2008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