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葉，有一些憂患國運的中國人，對我們民族的國民性作了探討。那時也稱國民性為國魂、國民精神、民族魂、民族性，等等，所指包括一個民族群體的價值觀念、行為規範、思想方法和風俗習慣之類，有時也把體貌狀態、文化知識或文明程度納入議論之列。 在當時的探討中，人們主要是對我們國民性中的弱點作了無情揭示，並倡導用西方人為榜樣來塑造新的民族風貌。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股很有影響的社會思潮，與辛亥革命的發生及其結局有直接間接關係，且在辛亥以後還時高時低地持續了幾十年；它對近代中國人起過重要的啟蒙作用，也給後人留下深刻啟示，值得認真加以總結。近幾年來已有一些文章論及於此，我不顧譾陋，也談些芻見。
一、從曆史的反思轉向對國民性的探討
揭示自己民族中某些優缺點，早已有之；但對比中西民族間不同的國民性，把中國的國民性作為一個專門問題以引起人們注目和探討，卻始於甲午戰敗之際。拉開序幕的是嚴複和譚嗣同。
嚴複在1895年即對中西民族之間的不同，作了相當全麵而有深度的對比：“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繼又列舉洋務運動中的十二項事物，感慨係之地說：“凡此皆西洋至美之製，以富以強之機，而遷地弗良，若亡若存，輒有淮桔為枳之歎！”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嚴複認為這是由於中國的“民智即不足以與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舉其事故也”。因而他力主以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作為中國的“治本之策”。這樣，在由甲午戰敗、洋務破產引起的曆史反思中，嚴複開始把探討中國的國民性、提高民族素質的大問題，提到了人們的麵前。
由於同樣的曆史原因，譚嗣同在稍後則以更激烈的言論揭示我們國民性中的問題，諸如：“西人以在外之機械製造貨物，中國以在內之機械製造劫運”；中國人有“固將殺盡含生之類而無不足”的好靜、主儉兩大致命弱點，等等。甚至認為中國人的體貌“亦有劫象”，“擬諸西人，則見其委靡，見其猥鄙，見其粗俗，見其野悍”。如同在別的一些問題上以激烈著稱那樣，譚嗣同上述言論也是火辣辣的；有的則不免偏頗，如他對“儉”的否定就顯然不妥，用蔡元培後來的話來說，這是“耳食一種倒果為因之經濟學”後所發的錯誤議論。但譚嗣同的偏激發自其深重的憂患意識，即使是對中國人體貌的那些令人難堪的描述，也旨在提醒國人重視體育，增強民族體質。
移植一部分資本主義的器物到一個業已腐朽的封建社會裏，並不能使這個社會起死回生，而移入的東西則難免變質；西方的一些東西來到中國後發生“淮桔為枳”的演變毫不為奇。發生這種演變，不但因社會製度不同之故，也確是同東、西民族間存在的國民性差異有關。甲午戰敗的空前屈辱、沉痛和急迫而來的民族危機，促使人們更深入地思索半個世紀以來，尤其近三十幾年來中國人學習西方沒有成功之因。嚴複、譚嗣同等正是從這種曆史的反思中，把目光轉到我們民族性的探討上。
維新運動是近代中國繼洋務運動後向西方學習的第二次重大努力。與洋務運動不同的是，它重點向西方學習的不是器械，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等製度。維新派通過創辦報刊、學堂、學會，介紹西學，開通民智，不僅為變法準備人才、動員輿論，事實上也是對改造國民性作了初步嚐試。 戊戌變法取鑒於日本的明治維新，但明治維新成功了，而戊戌變法卻失敗了。從康、梁開始，人們就對彼成我敗之因作過種種探討，雖說法不一，卻有一點是眾人的共識：中國社會的守舊勢力、保守思想過於強大。通過戊戌變法，人們更痛切地認識到：對於幾千年來逐步形成的各種價值觀念、行為規範、風俗習慣，簡言之我們這古老民族的國民性，有加以深刻反思，去除弱點的必要，唯其如此，民族才複興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