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夙以時務致稱，晚以鐵路見賢”
1926年，在湯壽潛去世九年後，他生前的好友張謇為之作傳，說“君子所以立名於當時，可式於後人，固自有本”。給傳主加些溢美之詞可說是一種通例，張謇也不會例外。但就湯壽潛一生而言，他生前已“立名於當時”，也確有“可式於後人”的業績存世，故用張謇這兩句話作為本文的題目。湯壽潛原名湯震，字蟄先（一作“蟄仙”），1856年7月3日（清鹹豐六年六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天樂鄉（今屬杭州市蕭山區進化鎮），1917年6月6日病逝，在世共六十一年。他的一生，適與中國從開始淪為到最終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中國各個階級——即由農民階級到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再到無產階級相繼成為時代中心，以及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曆史進程，幾乎完全同步。
湯壽潛的前半生，即直到1886年止的三十年間，主要是努力學習文化、研究社會。他出生的家庭尚算殷富，其父湯沛恩鹹豐年間（474）參加過團體對付太平軍，同治年間曾在陝西武功、盩厔（今周至）等縣充任過幕僚，其餘時間大都在家鄉以塾師為業。壽潛少時在鄉讀書，像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讀的是四書五經之類傳統文化典籍。因他“早歲穎異，以文學見稱，敏有器識”，故學習成績優異。大約到20歲左右，他離家到杭州、上海等地，一麵繼續學習典籍，一麵留心研究各種經世致用的學問。據他後來回憶，他曾奔走南北各地調查水利，途中“每間宿時必覓老民與河工，與上下其議論”，即使被人厭煩亦在所不顧。從他以後所著的《危言》、《理財百策》等書中，可以看出他對水利、財政、交通等方麵的學問均有相當造詣，為他日後的事功打下了基礎。
從1886年起，剛過而立之年的湯壽潛，開始投入社會活動。那時全國許多地方政權中，都有紹興人充當幕僚，被稱為“紹興師爺”。湯壽潛的從政和投入社會活動，也從當幕僚開始。這年夏，他因“家貧求力養”而前往濟南投奔山東巡撫張曜。張氏籍隸浙江錢塘（今杭州），曾作為左宗棠的部將領兵參加過19世紀70年代平定新疆阿古柏割據政權的鬥爭，1885年因黃河水災嚴重，清廷命其督辦河工而赴山東，1886年受任山東巡撫。湯壽潛來投奔時，張曜因事外出，其時他剛剛給朝廷上奏，提出用分流之法治理黃河的主張。有人將奏折的底稿讓湯壽潛看，他閱後不以為然，認為分流之法不可取，便寫了《分河》一文送張，加以駁議。張氏讀後甚為賞識，急召其入幕，從此湯壽潛開始初涉仕途了。
入幕以後，他又接連寫了《東河》、《北河》等文，詳細分析了治河之法，均受到張曜重視，其中《東河》中的一些建議，張氏還於1887年寄給河南巡撫倪豹琴，被倪氏在治理鄭州河工時采納。 由於湯壽潛早已留心世事，研究經世之學，在入張曜幕府後，又增加了見聞。19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正在受帝國主義列強深入侵略的煎熬，接二連三的邊疆危機，令人扼腕的中法戰爭，外來經濟、政治、文化侵略勢力的滲透，都使得湯壽潛憂心忡忡。1890年夏，直隸五大河（永定、滹沱、大清河和南北運河）同時泛濫，千百萬人民流離失所，哀哀無告，湯壽潛為此茶飯無心，“往往夜半聞風雨聲，寢而複起，繞室行者再”。懷著匡世濟民、改變中國積弱受侮局麵的心願，湯壽潛將自己曆年研究所得，陸續撰成單篇，於1890年以《危言》為名，彙印成書，共四卷四十篇（1892年經增刪後改為五十篇，仍分四卷），比著名的早期維新派思想家鄭觀應，早四年喊出了警世的“危言”。
在《危言》中，他提出遷都長安，並望全國上下來一番更新振作；嚴懲貪官汙吏以使政治廉潔；提倡儉樸，痛斥一些人“不師夷人之長技，而徒濡染其窮奢極巧之風”；主張改革考試、任官製度，裁並機構，遣汰冗員；提倡認真學習西法，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才，堅決廢除捐官製度。他認為：“貧於財之非貧，而貧於才之謂貧。”這是從林則徐、魏源以來近代不少進步思想家、愛國誌士共同的遠見卓識。……這些關於倡廉懲貪、倡樸斥奢和人才問題的議論，至今讀來仍是發人深省的。《危言》中還主張設立議院，逐步撤銷八旗；廣造鐵路，興修水利，改革稅製，開發礦藏；加強海軍，停止武舉，設立武備院，以及整治道路，改善環境衛生，實行晚婚等廣泛的改革內容。《危言》發表後引起了社會的重視，“時人以比唐甄、馮桂芬，有疏通知遠之用”。湯壽潛從此以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家聞名於世。 發表《危言》的同年，湯壽潛因赴京參加會試而離魯，從此脫離了張曜。這年他會試落第，便到上海，聚集一批學子，繼續研究經世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