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確知某地有理想的人才時，曾國藩會立即行動，盡力延攬。他認為“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薛福成的入幕便是一個典型事例。1865年，曾國藩奉命從南京北上直魯“剿撚”，在蘇北寶應舟次，他收到時年27歲的副貢生薛福成的《上曾侯相書》。該上書洋洋萬言，提出了有關軍事、吏治、經濟、人才等廣泛而富有創意的建議。曾國藩讀後十分驚歎，“嘉賞無已”，立即派人邀薛氏入幕。事後，曾國藩對人說：“吾此行得一學人，他日當有造就。”薛從此追隨曾國藩八年，真至曾氏去世。他後來在學問、事業上確很有“造就”，證明曾國藩確有一雙識才的慧眼。
為了廣泛羅致人才，曾國藩還力倡互相引薦。他自己經常主動向別人推薦人才，如鹹豐三年十一月，他向新任皖撫江忠源推薦安徽士紳、官員11人，向湘撫駱秉章推薦成名標、陳鑒源、周鳳山、胡淑均等人才，向部屬劉蓉推薦鄒伯翰等“三鄒”，等等。他也經常要求別人向自己推薦人才，有時甚至“廣告各地，求薦才以輔我不逮”。而對於別人所推薦之人，曾國藩大都能認真對待，量才任用。如1864年夏，有人向他推薦桐城派古文學家吳汝綸的一篇文章，他閱後擊節讚賞。直到次年吳氏進士及第、告假出京，曾國藩仍不忘招請他入幕。這年吳氏還隻26歲，他來到徐州，投入曾國藩的幕府，以後也隨曾多年，並受到曾國藩的器重與信任。
為了“取之欲廣”，曾國藩能在識拔人才上打破資格限製，把具有真才實學而又被他看作品德好的人，破格提拔擔當重任，湘軍中一些重要戰將就是由他破格提拔上來的。如分統湘軍內外湖水師的楊載福、彭玉麟，就是曾國藩1853年下半年在衡州練兵期間，分別從行伍和稟生中識拔上來的。他們二人都富有軍事才能，且一個是“智膽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個是“任事勇敢，勵誌清苦，實有烈士之風”，都很符合曾國藩對“德”的要求，故曾國藩把他們從無名之輩提拔到統領水師的高位上。而他們二人後來在建立、發展湘軍水師，指揮湘軍水師作戰上，也確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另一個湘軍大將塔齊布也有類似情況。1853年曾國藩在長沙開始練湘軍時，塔齊布還隻是個綠營守備，旋升用遊擊署參將，率兵與湘軍一起操練。曾國藩每次見他早早到場，“執旗指揮，雖甚雨，矗立無惰容”，且塔氏善能團結士卒，因此便奏請予以破格超擢，清廷即授塔齊布以副將銜。由於塔齊布是旗人，故有人以為這是曾國藩討好清廷之舉。曾國藩討好清廷之意容或有之，但問題是他在奏薦塔齊布時是立下軍令狀的：若塔齊布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微臣一並治罪”。那時湘軍尚未練成，曾國藩還真的是“微臣”，如不是他極重人才和看準塔齊布之德才可靠，豈肯輕率地把自己的前途主動與塔氏係到一塊？事實上，塔齊布後來在湘潭之戰、嶽州之戰、小池口之戰和武昌之戰等湘軍前期幾次最大的惡戰中，都表現了出眾的勇敢，尤其在被稱為“湘軍初興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戰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為提督。而湘潭之戰在很大程度上是關係到湘軍能否崛起的一次關鍵戰役。
所謂“用之欲慎”，主要是指把各種人才招致以後，經常予以教育、培養，並安置到恰當的崗位上，充分發揮其所長。曾國藩認為對人才要有個或長或短的“訪察”即考察過程，以辨其賢否、真偽，然後“權其材智長短器使之，聰俊願愨，各盡其用，人無棄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超擢授以重任者外，曾國藩一般是將所羅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營內，讓他們辦理文稿、充當參謀等，使他們得到實際工作的鍛煉，增長才幹，取得辦事經驗，同時對他們進行經常性的品德教育與熏陶。他對部屬進行教育、培養、熏陶的原則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所謂“用仁”，就是視部屬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進，幫助其成才、發跡；所謂“用禮”，則是指對部屬恪守禮法，持之以敬，臨之以莊，保持尊嚴和得體，避免言行舉止的失態。這種熏陶、教育、培養，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舉一動的無言表率來潛移默化，也有他對部屬們進行經常性的訓話、交談和約束加以陶鑄。通過一段時間這樣的教育、培養和鍛煉，把他們造就成才，並伺機薦任合適之職。如李鴻章就在曾國藩幕府中受過較長時間的鍛煉、培育，於1861年由曾國藩奏薦其“勁氣內斂，才大心細”，可任江蘇巡撫，而在次年被清廷正式授職蘇撫，從此發跡，成為清末最有權勢的封疆大吏之一。由於始終充分重視人才，廣為招引，悉心培育，因此，曾國藩延攬和造就了大批文武人才。據容閎1863年時在安慶所見，曾國藩幕府裏除有大批軍事人才外，還聚集著各類文職人才，“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彙集於此”。薛福成則計算出先後入過曾國藩幕府、受過其培養熏陶而成大器的人物有83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