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人們說起婦女解放，無一不讚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其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更多的人將“五四”作為中國現代婦女解放的起點。然而，正如我們在上述幾章中已反複清理和論述的，中國近現代的婦女解放早於“五四”之前二十年就已經全麵而正式拉開了序幕。在此二十多年間，時代不僅造就了從梁啟超、金一到早期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等幾代女權啟蒙的男性大家，同時也湧現了最早的女留學生、女革命家或婦女刊物的女性創辦人，如陳擷芬、呂碧城、秋瑾、何震、唐群英等等這樣一些雖屬鳳毛麟角但是名副其實的先進婦女，這裏已毋庸贅言。我們認為，在清理“五四”遺產時最值得我們檢點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究竟在哪些方麵超出了以往女權啟蒙所作出的努力，又在哪些方麵沿襲了早期女權啟蒙的套路和程式？這是問題的關鍵。
在這一章中，我們以創刊於1915年的《婦女雜誌》作為主線來梳理“五四”新文化運動關於婦女問題討論的脈絡，也許會有以偏概全、掛一漏萬的可能，但我們還是希望通過《婦女雜誌》這樣一份具體的刊物，同時也將其他一些同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刊物和人物對於婦女、家庭、婚姻的討論納入研究視野，來尋找“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討論和解決婦女問題中的某些症結性的問題。
這一時期與以往一樣，女性的聲音依然十分微弱，無論是《婦女雜誌》的幾任主編，還是新文化運動中高喊婦女解放的主將，幾乎都是男性，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本著指出這一事實並非要否定中國現代婦女運動的“純粹性”，而是想揭示其頗為耐人尋味的複雜性。其實有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女性與男性的“結盟”，並有很精彩的論述。早在1980年代孟悅、戴錦華在談論現代女性作家廬隱和馮沅君的創作時一再強調這種結盟的存在：“在五四的新的意識形態中，麵對強大的封建堡壘，叛逆的女兒與弑父的逆子們應具有一種天然的默契，與精神及心靈的血緣關係；愛情，不僅是巨大的曆史推助力，也是叛逆的兒女間締結的神聖的精神同盟與精神契約……”“從時代角度看，這一精神同盟當然不僅僅是愛情同盟，而是整個反傳統同盟……”“子一輩的反叛的目的，隻是為了推翻已然老掉的父的權威，以新的、更利於自身的、西方式的男性法則取代舊的法則。婦女解放雖然作為一種反叛之聲，但並未獨立為能夠推翻父權——男性統治的被壓迫的女性陣營，而是彙入、融化於子一輩反對父一輩的鬥爭。”近年來也有更年輕的學者涉及“結盟”問題：“或許女性與女性之間結盟在伸張女性權利、塑造女性主體性方麵會更接近於女性主義的目標，但是，這樣的結盟要有一定的前提，那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具備一定經濟自立基礎的中產階級女性群體必須較為強大，而對於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而言，我們擁有的卻更多是底層的勞動婦女。基於這樣的現實，從婦女解放的廣泛性與有效性的層麵上看，我們甚至可以說，‘群體’取代‘個體’的方式、‘階級’取代‘性別’、特定的男性群體與女性群體的結盟取代女性與女性的結盟，在晚清以來的中國語境中，是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的。”這些論述都說明在“五四”時期甚至更早的晚清，男女結盟都是一種顯而易見的曆史背景。在這一章中我們所著重描述的“五四”前後男性以《婦女雜誌》為陣地建構婦女話語的兩個不同的麵向，雖然從嚴格意義上很難說是一種男女結盟——無論是王蘊章還是章錫琛和周建人，女性的參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男性卻通過為女子“代言”而將婦女乃至婦女問題帶入“五四”主流話語係統。這似乎已成為中國現代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傳統，從許多意義上來說，梁啟超、金一和“五四”新青年都是中國婦女的代言人。我們將在以下的篇幅中詳細展開：女性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依然無力提出自己的切身問題，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要仰賴男性的扶持、指點和引導，如果說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列強的脅迫下開始的，而中國婦女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則是在西方和男性雙重話語陰影中起步並走向今天的。
6.1 被遮蔽的婦女浮出曆史敘述——簡述初期的《婦女雜誌》
從晚清到民國，從民初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曆時短短幾年，但婦女的狀態卻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從《婦女雜誌》的創刊這一個案中得到全麵的體現。這份由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刊物創刊於1915年初，一直到1932年因商務印書館遭戰火劫難而停刊，曆時十七年。我們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將其首任主編王蘊章所執編的1915至1920年六年間稱作為《婦女雜誌》的初期，這不僅是考慮到人事上的因素，更是根據其編輯方針和立場所作的判斷。在這短短的五六年時間裏，《婦女雜誌》不僅建立起自己獨一無二的品格，也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展開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拓荒工作。
《婦女雜誌》創刊伊始，正是中國社會處於最為黑暗、卻又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新舊交替的時代，此時，中國女權啟蒙已走過了將近二十個年頭（假設將康梁等人提出“廢纏足、興女學”的口號作為其開端的話），然而幾乎所有重要的婦女刊物都如過眼煙雲般地“短命”，其時創刊於清末民初的僅存《婦女時報》一份（1911年創刊，由包天笑、陳冷血輪流編輯）。1912年間隨著婦女參政運動的掀起而出現的許多鼓吹女子參政的刊物紛紛銷聲匿跡，1914年間麵世的《香豔雜誌》、《女子世界》、《眉語》等打著婦女或婦女文學名義的期刊，其實多為舊式文人所辦的“軟性”消遣娛樂刊物。與《婦女雜誌》同年同月創刊的《中華婦女界》雜誌，在辦刊風格上也與其相近——是一份集知識性、趣味性、消遣性於一刊的婦女和家庭刊物，但卻於一年以後（1916年6月）停刊。
早已有學者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一種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紛歧的活動彙合而成，可是期間並非沒有主流”。雖然《婦女雜誌》的創刊時間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為同一年，而且它在1915—1920年期間也確實在婦女問題方麵做了許多啟蒙性工作，它所表達的意願和目標也確實構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多重景觀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又不是這一運動的主流，甚至在當時的激進人士和一些後人眼中它是這一運動的對立麵。
6.1.1獨立的品格
《婦女雜誌》在一種孤寂蕭瑟的狀態中對中國女權啟蒙承擔起了一種承前啟後的道義和責任，我們之所以稱其為“孤寂蕭瑟”主要是指它誕生的時代氛圍，但更多的則是依據它的辦刊方針，如今看來，在晚清以來的女性雜誌中它的傾向和立場都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同於以往和當時的所有關於婦女的刊物——它既缺乏主流女權啟蒙的“宏大敘事”風格，又不像當時舊式文人所辦的女性刊物以婦女為觀賞和把玩的欲望對象。
魯迅在1930年代曾這樣概括那個時代的女性境遇：“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幺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魯迅又滿懷同情地感歎道：“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從《婦女雜誌》的辦刊方針和立意看，再重讀魯迅的這段話，我們能夠非常深刻地領會那時剛剛浮出曆史地表的女性的處境。魯迅用了“買淫”而不是“賣淫”，他將娼妓製度及準娼妓製度的原因歸結為買方市場，那時的女性除了“拉”住男人，也確實沒有其他更好的出路——真正能夠自食其力的女性實屬鳳毛麟角，這裏所說的“自食其力”並不是梁啟超等人“分利說”所描述的現象，而是說，當由來已久的傳統觀念未遭置疑和瓦解，作為一種群體的職業婦女遠未形成時，婦女的勞動不可能被轉化成社會化的勞動成果而得到相應的社會和經濟承認，她們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實際情景中都擺脫不了被人所“養”的處境，也就不可能享有經濟獨立和自主權，同時也不可能享有獨立的人格和尊嚴。
中國近現代的女性雜誌大約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告訴女子如何“拉”住男人的技巧——包括如何追隨時尚，如何贏得男人的垂青和寵愛等等，名為女性刊物——有的甚至很時尚很現代，但實質上是維護男權傳統秩序的文化傳聲筒；另一種就是我們在上述章節中多次提到的教育女性如何反抗現存的製度及傳統，做與男人一樣的人——享受與男性同等的教育權，關心國家乃至天下大事，參與男性所從事的革命，等等，比如陳擷芬創辦的《女學報》、丁初我等人所辦的《女子世界》、秋瑾主編的《中國女報》以及何震發起的《天義》、燕斌主持的《中國新女界》。而《婦女雜誌》與此兩者皆不同，它既回避女性對男性的各式媚態，同時也不談革命，甚至它的主要篇幅不直接涉及振興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
但是它與後者卻有一定的精神上的承襲關係，它立足於女性自身，認定自女權啟蒙所開創的“興女學”是處於弱勢情景中的婦女的唯一出路，它尤其關注婦女自立和就業問題，將女學與造就女性的自立緊密聯係在一起——這是該雜誌對成長中的新一代的女性的預期性培育；另一方麵，它麵對中國社會的現實處境，對已為人母為人妻的傳統婦女（在激進人士看來，相對“先進”婦女而言，她們屬於“落伍”婦女）也不放棄，甚至可以說，早期《婦女雜誌》麵向的主要是這部分婦女群體，以平易的姿態向她們傳授各種傳統的或現代意義上的家政和工藝常識，包括作文、繪畫和書法等等。作文和美術在當時也是男性安身立命必備的技能或修養，《婦女雜誌》之所以如此全麵地向婦女群體普及這些常識和技能，目的很明確又很淺顯：使得這些被魯迅稱作家庭地位危險的婦女一旦麵臨危險時不乏起碼的自立方式；而當她們享有正常家庭生活時，又不乏為人妻為人母的基本技能和素養。
《婦女雜誌》創刊伊始曾登載了好幾篇“發刊辭”，其中一篇則提出：
應時世之需要，佐女學之進行，開通風氣交換知識，其於婦女界為司晨之鍾、徇路之鐸；其於雜誌界為藏智之庫，饋貧之糧，所謂沉沉黑幕中放一線曙光者。此物此誌，抑餘有進者，吾國坤教失修，女子能讀書識字者實占少算，主持言論諸彥，尤宜體察國民程度，飫以相當之知識，文字務求淺顯，持論不必過高，以適社會。至詼諧嘲笑之作，奇麗香豔之文，伐性汨情，長惡敗德，當然在屏棄之列。
此文在《婦女雜誌》初刊時不過代表了一部分婦女的願望，但後來實際上成為該刊實踐中的一種品格——它對文化程度尚不高深的婦女群體行雪中送炭之舉，而拒絕作男性中心社會中的裝飾和附庸。
這種對廣大女性行雪中送炭之舉來源於首任主編王蘊章深切同情女性的胸懷。王蘊章曾長年關注和研究清代的閨秀文學，作為一名男性做這項工作是要承受很大壓力的，茅盾曾比較客觀地談到和評價了王蘊章的這一經曆：“他曾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燃脂餘韻》，是搜羅清代閨秀詩文、詞曲、歌賦銘誄，並詳述這些女作者的遺聞軼事。寫這本書，他化了些工夫。這本書也有點史料價值，但不免‘玩物喪誌’之譏。”顯然，對王蘊章所發出的“玩物喪誌”之譏不僅是針對他一人的，背後隱藏著的文化含義則是對婦女寫作的一種蔑視。借用一個也許是不太合適的比附，《紅樓夢》中曾寫到賈寶玉將賈府中女孩子們所寫的詩拿到外麵給人欣賞，且被“相公們”“抄了刻去了”，他是真心欣賞這些女子所作的詩，但這卻遭到了黛玉和探春的埋怨，因為那個時代是不作興把大家閨秀的“作品”示人的，其實壓根兒就不鼓勵大家閨秀舞文弄墨。而王蘊章搜羅那些清代閨秀的寫作，恰恰表現了他與這種男尊女卑觀念的對抗以及一種類似賈寶玉對女性寫作的欣賞，我們認為王蘊章至少是一位對中國女性遭遇和命運寄予關注和扶持的男性，中國女權啟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這種同情關注和扶持所發生，並因為這種同情關注和扶持中國女性走到了今天。
6.1.2 最初的兩位主編
論述早期的《婦女雜誌》就不能不敘述一下最初的兩位主編。首任主編王蘊章，“字蓴農，別號西神殘客，清光緒壬寅科副榜舉人，江蘇無錫人”，後為南社社員。早年在文明書局任編輯，具有民族主義思想傾向，後入商務印書館，在主編《婦女雜誌》之前的1910年和1912年間以及後來的1917—1920年間，還曾主編《小說月報》，在文學上被認為是“傾向於鴛鴦蝴蝶派”，離開商務印書館後在上海的女子中學教書。
作為1915—1920年間同時擔任《小說月報》和《婦女雜誌》主編的王蘊章，無論在當時還是如今都可謂是一位文化界的“風雲人物”。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後人在專題性研究中提到他，但他至今仍然是一個麵目模糊的曆史人物，在有關“五四”之前的《小說月報》的研究中更多人關注的是另一位主編惲鐵樵，而在有關《婦女雜誌》的研究中，因為對“五四”之後的評價較高而導致對王蘊章的貶低則更顯而易見。另外，如果說《東方雜誌》以及《小說月報》是商務的品牌性刊物，而《婦女雜誌》則是商務當局一種“無心插柳”之舉——它是因為要與創刊於同年同月的中華書局的《中華婦女界》競爭而誕生的，創刊後它在商務印書館內的地位顯得很不重要，據當事人的回憶和後來者的推斷，曆任的商務當局並不重視《婦女雜誌》。
1915—1920年間所謂的《婦女雜誌》編輯部實際上隻有王蘊章一個人，而1917—1920年之間的《婦女雜誌》編輯部實際上則為半個人。據茅盾回憶，當時（1917—1920年）王蘊章主編著兩份刊物，即《小說月報》和《婦女雜誌》，但“他手下也隻有一個隻做登記稿件等雜務的人（當時名為校對）”。這從另一方麵來看，則給王蘊章的編輯工作留下了較大的自由空間。
王蘊章在主編《婦女雜誌》時期基本屬於新舊交替時代的過渡性人物，他既有因循守舊的一麵，也有銳意革新的一麵。這既反映在他的辦刊方針上，更體現在他的婦女觀方麵。據統計，王蘊章在擔任《婦女雜誌》主編的六年中，以西神和蓴農、王蓴農的筆名在該刊發表的稿子共有一百四十三篇，它們分別是：“小說”欄目中的十篇、“雜俎”中的二十六篇、“餘興”中的十九篇、“學藝”中的三十二篇、“家政”中的三十八篇以及“記述”中的十八篇等，不僅沒有在“論述”或“社說”等主導性欄目上發言，而且除了“小說”欄目以外的大部分文章，則源自於《美國母範雜誌》（原名Ladies’Home Journal）或《日本婦人世界》（原名《婦人世界》）的譯稿。
可以看出王蘊章在主編任內除了繼續文學寫作之外，將自己的主要力量放諸“學藝”和“家政”這二個欄目。這二個欄目在王蘊章時代是《婦女雜誌》篇幅最長、篇章最多的欄目，一般每期的“學藝”欄目有五到十篇之多，而“家政”也在四到八篇之間。到“五四”時代這也成為“新派”攻擊王蘊章“守舊”的一個憑證，並很快被完全拋棄。
1917年王蘊章曾在《婦女雜誌》一個很不引人注目的欄目的“通信問答”中以給讀者回信的方式描述了他經過若幹年摸索後所總結的辦刊方針：
吾國女學，近年雖日漸發達，究尚在過渡時代。
女報之作，惟有隨潮流之趨向，而為相當之指導而已。弟學殖荒落，承乏此事，遂已三年，三年中日奉教於名閨淑媛大雅宏達之左右，亦嚐屢易其主張，初不無偏重文字之見，繼幡然於空文之無用也，乃轉而求之實學，今則亦抱有尊示所謂科學非婦孺所能了解之覺悟，而日謀所以改良之道。文不求其工，惟其言之是；科學不必其甚深微精妙，惟求其適合於家庭之實用，以通俗教育為經，以補助家政為緯，務使讀者對於普通常識，不必他求而已足。而此中更有一躊躇滿誌，幾費商榷而終不能自信者，則引起讀者之興味是也。女報非小說雜誌比，今之女學生，課餘展卷，其實能視為學校之補習，家政之研究，訓育兒童之教科書，而不僅視為一種消遣品者，當為少數中之少數，故鄙意當使女報普及於一般之家庭婦女，而多載淺明有味之材料，俾讀者視之，等於一種之小說雜誌，而即引起其改良家政、增進學問之觀念，由舊家庭而嬗蛻為新家庭，為學校生徒家庭婦女雙方所共喜閱之一種雜誌。區區宏願，蓋在於此，雖然，欲臻此詣，夫豈易言。在記者懸此的以求之，固不敢一息或懈，稍放棄其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