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籌劃編寫這本圖文集子的時候，曾經有很多朋友問過我，為何要取名為“長城邊的中國”。而不是“長城邊的中國人”，或“長城邊的家園”，“中國長城與農業社會”，“長城人家”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其實，我也並沒有刻意要起一個什麼出格嘩眾的題目，以取悅讀者。我既不是社會學者，也不是曆史學者，更沒有政治上的遠大抱負，不想寫一個與自己身份和能力不相符合的題材。準確地說，我充其量隻是一個滿腹獵奇心態的普通“驢友”。行走長城八年，車馬勞頓、風餐露宿，一直以同一種心情、從東到西在一個地理地貌基本相似的地域範圍中遊曆。所到之處，大漠黃沙、枯草礫石、峭壁危崖、黃土漫天，基本上均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而生活在這條緯線上的人們，卻沒有我們臆想的那樣愚昧、消極、無所作為。他們與華夏土地上的其他民眾一樣，曆代繁衍，祖輩相傳，根深葉茂，香火不息。他們生性樂觀，溫厚大度，含辛茹苦，默默耕耘，我把他們視做這片土地的化身，是“堅韌”的代名詞，是中國農業社會的縮影，是中華民族的符號。從2001年的秋天開始，我多次沿著長城沿線行走，倒不是什麼“憂國憂民”的意識驅使，隻是懷著對古長城建築曆史和建築藝術的好奇與敬仰的心緒，作漫無目的的遊走。後來，走的地方多了，與長城邊老百姓的接觸也日漸增多，我慢慢離開自己的帳篷，走進了老鄉的院子，坐上了他們的炕床，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聊起了相互都感興趣的話題。我開始從單純的對長城建築與曆史的敬畏，延伸到對長城兩邊百姓的敬畏，對古老民族的敬畏。
於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南國土著”與長城邊的北方百姓拉近了心靈的距離。
從遼寧丹東的明長城起點到山海關，再到居庸關，一直向西延伸到西北的嘉峪關、玉門關、陽關，我反複行走在長城兩邊的山山水水和田園鄉村間。我曾走過富庶的關東平原，也曾走過燕山山穀裏的溝溝坎坎；走過貧瘠的陝、甘、寧、晉的黃土高原，也多次在河西走廊廣袤的戈壁大漠流連忘返。八年間，在那無數的日日夜夜，連我自己也數不清楚，這萬裏旅途下來，我曾路過了多少各式各樣的村莊，見過了多少不同形象的農民，睡過了多少次老鄉的火炕，吃過了多少家不同口味兒的飯菜，受過了多少老鄉無私的幫助。生活在長城兩邊勤勞簡樸的農民給予我的溫暖和關愛，如同我的兄弟姐妹，如同我的爹娘。我對於他們，除了敬仰，別無他念。從某種社會視覺角度觀察衡量，他們用自己微弱的氣息，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撐起了我們民族的脊梁！
於是，我便產生了一種要把他們摹寫出來、留存下來的心理衝動。
《長城邊的中國》描述的那些人和事，都是我親身經曆的故事。接二連三的睹物思人，自然帶有很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這種情感其實不僅是同情，還是一種敬畏與祈望。長城邊的地域盡管至今依舊是十分的荒蕪與貧窮，但也並不盡是滿目瘡痍；長城邊的人們盡管貧窮拮據，卻也並沒有喪失對幸福生活的期待；長城邊的社會盡管閉塞落伍，但終究阻擋不了曆史車輪的驅動。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革，他們的處境和狀態會有所改變，我也相信一定會有所改變。但是，曆史是不會改變的，曆史不會因現實的變遷而呈現虛幻、蒼白或失真。這些曾經存在過並且很可能還會發生的事情曾是那樣深深地震撼過我們的心靈，拷問過我們的良知，我將終身難忘。我們隻有深刻地了解和解讀這個民族、這段地域的曆史，才能更有力地變革與把握現實，我想，這是不應該有什麼異議的。我希望，我所講述的這些小故事，能夠得到讀者的共鳴與認同，以及對長城邊的社會與人的關注與關愛。
僅此而已。
作者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