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規模宏大的民族大變動，它發軔於匈奴西遷，在匈奴不斷的打擊下，整個日耳曼眾多種族被迫進行整體性大遷徙，並強力進入羅馬帝國。歐洲社會出現了大變動，首先從地理版圖的變動開始，接著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麵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說，現代歐洲的一切都與這次民族大變動有關，它的影響既深刻又深遠。匈奴西遷匈奴是發祥於中國北方蒙古高原的一個古老的遊牧民族，夏稱“熏育”，商稱“鬼方”，西周稱“獫狁”，春秋稱“戎”、“狄”，至秦漢始有“匈奴”之稱。公元前209年冒頓殺父自立為“撐犁孤塗單於”
（匈奴稱天為“撐犁”，稱兒子為“孤塗”。“撐犁孤塗”即天子之意，匈奴語大為“單”，王為“於”，“單於”即大王），自此，匈奴建立了軍事奴隸製王國，完成了向階級社會的過渡。
匈奴為掠奪人口和財富，四處攻略，一直為中原之大患。秦築長城以禦之，漢高祖劉邦反擊匈奴，在白登山被困七日，無可奈何，轉而和親。至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大敗匈奴，邊患暫解。
公元48年，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南部歸附漢朝，北部繼續與漢為敵。東漢明帝時，竇憲、耿秉率軍大破北匈奴，單於率部向西逃竄，開始了“匈奴西遷”的漫長的曆史征程。
公元91年～160年，北匈奴向西逃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帶的烏孫，“專製西域，入寇河西”，但遭到東漢軍的一再打擊。這一時期中國北方鮮卑族已經崛起，公元2世紀鮮卑檀石槐“盡據匈奴故地”，這樣，在鮮卑的嚴重威脅下，北匈奴隻有把掠奪的矛頭再次轉向西方。
160年～290年，北匈奴侵入錫爾河流域的康居地區。290年～374年，匈奴人繼續西行，於頓河以東，黑海以北，侵入阿蘭。374年，在匈奴王巴蘭姆伯爾的率領下，匈奴人越過頓河，侵入東哥特人領地。
由此觸動歐洲民族大遷徙的多米諾骨牌。
日耳曼種族追蹤
在羅馬帝國的北方，很早就居住著所謂的“蠻族”部落。其中對羅馬影響較大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多來自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後逐漸向歐洲中部和東南部移民，其居住的範圍大致為北起波羅的海，南至多瑙河，西起萊茵河，東到俄羅斯平原這一遼闊的地區。
羅馬和蠻族的交往曆史悠久，在公元前1世紀時，愷撒就曾率大軍遠征高盧，他的名著《高盧戰記》記述了當時日耳曼人的社會製度為氏族公社製，還未完全定居，主要的生產類型為畜牧業，農業並不占重要地位。過了150年，到公元1世紀末羅馬史學家塔西佗所寫的《日耳曼尼亞誌》時，日耳曼人的社會生活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一部分日耳曼人已經成為農業居民，開始定居生活，如在萊茵河沿岸的法蘭克人。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遊的西哥特人，仍以畜牧業為主。根據塔西佗等人的記載，這時日耳曼人的社會製度正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製階段，組成了許多部落聯盟，如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法蘭克人、汪達爾人等已有軍事貴族及親兵。之所以被稱為軍事民主製，就是因為戰爭以及進行戰爭的組織現在已成為氏族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用流血的方式獲得財富要比流汗的方式更高尚。為了掠奪土地和財富，日耳曼人經常襲擊羅馬的北方行省，使羅馬帝國陷於困境。因此，羅馬和蠻族之間的矛盾很尖銳。在羅馬人和日耳曼人的交往史上，羅馬人長期采取攻勢，用武力進行征服，但並不是每次都獲得勝利。自圖拉真帝王以後，羅馬帝國已無力向外擴張，隻能對日耳曼人采取守勢，也就是沿著帝國邊界萊茵河和多瑙河修建城塞邊牆，史稱“圖拉真邊牆”。而到了公元2～3世紀，為了彌補帝國兵源的不足，羅馬又允許一些日耳曼人部落在帝國境內定居，充當雇傭兵。這樣，到公元4世紀時日耳曼人竟然成為羅馬軍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耳曼人向羅馬帝國境內遷徙，由來已久，公元前2世紀基姆伯爾和特烏托涅斯人為了尋求土地，曾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羅馬故土，但被打退。到300年後的馬爾庫斯·奧利略時期，日耳曼部落再次入侵，已是強弩之末的羅馬帝國隻好允許一部分日耳曼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南的帝國版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