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對曾靜這樁文字獄案，雍正自有主張。而此時的曾靜，非常害怕，痛哭流涕，發誓要痛改前非。雍正則饒有興致地和曾靜展開辯論，對呂留良的言論作了全麵批駁，對曾靜指責他弑父逼母奪嫡自立之事，逐條進行反駁。曾靜自然不可能與雍正辯駁。雍正徹底反駁曾靜曆數自己的“十條罪狀”，每反駁一條，就有人記錄一條，最後彙編成一本類似於訪談錄的書。雍正給這本書取名為《大義覺迷錄》。
曾靜這時候倒挺機靈，他得知了這一點，立馬寫了一本《歸仁錄》，對雍正的仁德大肆吹捧和讚頌，與他曆數雍正的“十大罪”形成鮮明的對比。曾靜是一個好寫手，當權者需要什麼稿子，他就寫什麼稿子。
原來，憤青也有一顆柔弱溫順的心。
雍正拜讀了曾靜的新作《歸仁錄》後，心中大喜。他把《歸仁錄》
的內容裝進了《大義覺迷錄》，怎麼裝的呢？就是把自己辯駁“十大罪”的話，用曾靜之口回答出來。這樣，一本翔實、豐厚、擁護清朝統治的全新《大義覺迷錄》就麵市了。
雍正決心將此書打造成一本暢銷書。怎麼暢銷？一是走官方配送路線，下令全國學校的教官督促士子閱讀，把閱讀此書當成一次政治任務來完成，玩忽職守者一律治罪；二是做廣告宣傳，嚷嚷得全天下都知道，雍正命曾靜到江寧、蘇州、杭州等地宣傳此書的內容。
《大義覺迷錄》確實暢銷了，曾靜將它廣為傳播，傳播此書，就是傳播雍正的仁德。在這個事情上，曾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算是將功折罪。雍正不但赦免了他的罪過，還給他安排了一份公務員的工作，他下令在曾靜的家鄉湖南成立觀風俗使衙門，曾靜就在觀風俗使衙門上班，繼續配合雍正，在各地宣講雍正的仁德。
雍正認為自己這步棋走得很精，他不殺死曾靜，而是利用他為自己臉上貼金，以為這樣既可安撫民心，又落下一個仁慈的口碑。曾靜也是認真負責，兢兢業業為雍正打工。
雍正的本意是要在民間肅清影響，宣揚自己的功德，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謠言四起。
至此，這起文字獄案並沒有最終結束。雍正死後，乾隆即位。即位之初的乾隆，首先麵臨的是，父皇雍正留下的苛政導致的緊張政治空氣。
雍正以“嚴猛治國”，而嚴有餘寬不足，政令苛刻且複雜。而乾隆的施政思想是“執中兩用、寬嚴互濟、交相為用”。他曾對大臣說，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乾隆認為《禮記》中的“一張一弛，為文武之道”，正是自己應該奉行的為政之道。為政者應該根據實際情況，恩威並施，剛柔並濟。他再三號令大臣們要以此互相勉勵，不許有絲毫懈怠，更不能矯枉過正。
乾隆一方麵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關係，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麵又糾正雍正時期的錯案，以及一些錯誤的政策。
其中被糾正的一起錯案就是“呂留良案”。
“呂留良案”源於信徒曾靜與張熙的策反，策反這樣的事任何政權都是不會容忍的，按常規處置本來也很簡單，但是到了雍正手裏，卻掀起軒然大波，變成一件牽動帝國上下，鬧得雞犬不寧的大案，施刑之酷，株連之廣，駭人聽聞，這表明了雍正政權的隨意與殘酷。其實，封建時代獨夫治國，政權的本質便是隨意與殘酷的，隻是若幹帝王能夠借重別人的智慧，明白“民可覆舟”的道理，在隨意與殘酷方麵有所節製。雍正是隨意與殘酷的極端派，因為他“得國不正”，總感到他的龍座不穩，因此便利用權力任意殺戮弟兄、殺戮近臣、殺戮士民。
雍正對呂氏一族的懲處十分殘酷，卻釋放了主犯曾靜和張熙。乾隆即位後，立即下令逮捕曾靜，並將他斬殺，同時收繳、焚毀了《大義覺迷錄》。
曾靜被處決後，“呂留良案”還留下一個呂四娘俠義複仇的民間傳奇。據史書記載，公元1735 年8 月20 日，雍正還在處理政務，晚上得病，次日淩晨便死亡。由於死亡非常突然，於是在官場、在民間，便產生了種種猜想和傳說。民間流傳最廣的就是呂四娘報仇削去了雍正首級。呂四娘就是呂留良的孫女，“呂留良案”案發後，呂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因此幸免於難。年僅十三歲的呂四娘秉性剛強，得知其全家祖孫三代慘遭殺害，悲憤填膺，當即刺破手指，血書“不殺雍正，死不瞑目”八個大字。於是隻身北上京城，決心替全家報仇。途中巧逢高僧甘鳳池，四娘拜之為師。甘鳳池傳授呂四娘飛簷走壁及刀劍武藝。之後，呂四娘輾轉進京，設計潛入清宮，刺殺雍正，削下頭顱，提首級而去。民間又盛傳雍正大葬時隻得以金鑄頭代之，葬於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