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時期重民輕天思想的發展
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統治思想是國家宗教或稱宗法性宗教，有的學者指出：“宗法性宗教產生於原始社會之後，私有製和階級、國家建立的初期，在夏、商、周三代是國家宗教，並且是社會上唯一的意識形態。中國古代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為羽翼，以其它鬼神崇拜為補充，形成了固定的郊社、宗廟及其它祭祀製度，形成維係古代社會秩序和宗法家族體製的根本力量。”西周滅亡以後，社會上出現了輕天重民的思潮。如《左傳》桓公六年（前706）隨國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前662）虢國史囂說：“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依人而行。”《左傳》僖公十九年（前641）宋司馬子魚說：“民，神之主也。”隨著這一思潮的發展，人們對天（上帝）失去了信任。如《左傳》昭公十八年（前524），鄭國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近），非所及也。”這就是說，在子產看來，天太遠了，解決不了問題。《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欺騙）焉。”在晏子看來，讓巫史祈禱神靈禳除災害，不僅益，隻能受到欺騙。隨著這種思想的發展，治國出現了天道與人道兩種理念，但以人道為主要，天道為次要。在這種情況下，隨有人文主義學術思想的興起，《後漢書?公孫瓚傳論曰》中說：“舍諸天運，征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注五解釋說：“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所謂人事，即人間之事，而所謂“人文主義學術思想興起”正是這種重視人事的文化。春秋戰國時期以道家、儒家、法家為代表的學派文化就是其興起的表現。這些學派力圖把它們的治國理念轉化為國家的政策，進而在各方麵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促進社會發展。所以，各學派聚徒講學、奔走各國爭取執政的權力。
隨著這種形勢的發展，春秋以後各國除了祭祀天地、祖宗神靈求得其庇護、保佑之外，就不能不用主要力量改革社會的各種製度。如經濟方麵，齊桓公在公元前686年實行“相地而衰征”的按土地美惡等差征稅的製度；晉國在公元前645年實行“作爰田”的土地製度；魯國在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的賦稅改革。隨著社會發展，分封製、世卿世祿製的破壞，禮製也遭到破壞，出現了以法製刑法治國。《左傳》昭公六年（前536），鄭國子產鑄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晉國趙鞅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這些變化是春秋時期社會深刻變化的表現。
中國古代在用人方麵國家最初注意的是用能人、賢人，如商湯用伊尹、周武王用薑尚就是其例。春秋後期學派文化產生，用人有的就在不同程度上與學派發生了聯係。如春秋後期吳國用孫子為將就是其例。據記載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吳王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乎？”後經試用，吳王以孫子為將，統帥軍隊，“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這是最早的任用兵家的學者執掌兵權的記載。到了戰國就出現了以學派的著名人物治理國家，就成了較為普遍的現象。
二、戰國時期東方六國的改革
戰國初，魏文侯於公元前445年即位，用儒法兩家的學者在魏國改革。《史記》卷67《仲尼弟子列傳》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谘問國政焉。”魏文侯曾以李悝為相。李悝，又名李克。《漢書·藝文誌》注，說他是“子夏弟子”。李悝在經濟上，提出“盡地力之教”與“平糶法”，說明他對發展農業生產與平抑物價的重視。李悝又主張以法治國，“集各國刑典”編為《法經》一書，分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等六篇，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魏文侯又任用曾子的學生、著名軍事家、法家，衛國人吳起為將，在公元前408年“擊秦，拔五城”，後被任命為西河守。吳起雖然被學者公認為是法家改革家，但他仍具有儒家的特點，如：他為將能“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與士卒共幹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由於吳起能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所以士卒在戰爭中，能盡死力。這是吳起能打勝仗的一個重要原因。魏文侯去世後，武侯即位，吳起對他說，國家盛衰的原因，“在德不在險（險峻地形）。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強調德，正說明吳起身上具有儒家的特點。魏文侯又任西門豹為鄴令，嚴懲地方官吏以“河伯取婦”為名與巫祝勾結榨取民財，破除舊習俗，並興修水利。然而，魏國的改革並沒有堅持下去，魏武侯即位後，任用公叔痤、王錯設法排擠吳起，吳起無奈投奔楚國。其後，在魏國任事的衛鞅、犀首、張儀、範睢等人紛紛投奔秦國，秦迅速強大，而魏國卻迅速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