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堅，其最有功於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則有惠棟之《周易述》，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學》。其在《書》：則有江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之《尚書古今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書撰異》，王鳴盛之《尚書後案》。其在《詩》：則有陳奐之《詩毛氏傳疏》，馬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之《毛詩後箋》。其在《周官》：有孫詒讓之《周禮正義》。其在《儀禮》：有胡承珙之《儀禮今古文疏義》，胡培翬之《儀禮正義》。其在《左傳》：有劉文祺之《春秋左氏傳正義》。其在《公羊傳》：有孔廣森之《公羊通義》，陳立之《公羊義疏》。其在《論語》：有劉寶楠之《論語正義》。其在《孝經》：有皮錫瑞之《孝經鄭注疏》。其在《爾雅》：有邵晉涵之《爾雅正義》，郝懿行之《爾雅義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義》。以上諸書，惟馬、胡之於《詩》，非全釋經傳文，不能直謂之新疏；《易》諸家穿鑿漢儒說，非訓詁家言；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皆絜淨精微，但非新疏體例耳。《書》則段、王二家稍粗濫；《公羊》則孔著不通家法；自餘則皆博通精粹，前無古人。尤有吾鄉簡朝亮，著《尚書集注迷疏》《論語集注補正迷疏》，誌在溝通漢宋，非正統派家法，然精核處極多。十三經除《禮記》《穀梁》外，餘皆有新疏一種或數種，而《大戴禮記》則有孔廣森《補注》王聘珍《解詁》焉。此諸新疏者，類皆擷取一代經說之菁華，加以別擇結撰，殆可謂集大成；其餘為部分的研究之書，最著者則惠士奇之《禮說》，胡渭之《禹貢錐指》，惠棟之《易漢學》《古文尚書考》《明堂大道錄》，焦循之《周易鄭氏義》《荀氏九家義》《易義別錄》，陳壽祺之《三家詩遺說考》，江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震之《考工記圖》，段玉裁之《周禮儀禮漢讀考》，張惠言之《儀禮圖》，淩廷堪之《禮經釋例》，金榜之《禮箋》，孔廣森之《禮學卮言》，武億之《三禮義證》；金鶚之《求古錄禮說》，黃以周之《禮經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詁》，侯康之《穀梁禮證》，江永之《鄉黨圖考》，王引之之《經義述聞》，陳壽祺之《左海經辨》，程瑤田之《通藝錄》，焦循之《群經宮室圖》等，其精粹者不下數百種。
清儒以小學為治經之塗徑，嗜之甚篤，附庸遂蔚為大國。其在《說文》：則有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之《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其在《說文》以外之古字書：則有戴震之《方言疏證》，江聲之《釋名疏證》，宋翔鳳之《小爾雅訓篡》，胡承珙之《小爾雅義證》，王念孫之《廣雅疏證》；此與《爾雅》之邵、郝二《疏》略同體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書，差無疑滯矣。而以極嚴正之訓詁家法貫穴群書而會其通者，則王念孫之《經傳釋詞》，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最精鑿；近世則章炳麟之《小學答問》，益多新理解，而馬建忠學之以著《文通》，嚴複學之以著《英文漢詁》，為文典字之椎輪焉。而梁啟超著《國文語原解》，又往往以證社會學。
音韻學又小學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顧炎武始著《音論》《古音表》《唐韻正》，而江永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戴震有《聲韻考》《聲類表》，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姚文田有《說文聲原》，苗夔有《說文聲讀表》，嚴可均有《說文聲類》，陳澧有《切韻考》。而章炳麟《國故論衡》中論音韻諸篇，皆精絕。此學也，其動機本起於考證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窮極人類發音官能之構造，推出聲音變化之公例。劉獻廷著《新韻譜》，創字母，其書不傳；近世治此學者，積多數人之討論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頒定。
典章製度一科，在清代亦為絕學。其動機起於治《三禮》，後遂泛濫益廣。惠棟著《明堂大道錄》，對於古製度專考一事泐成專書者始此。徐乾學編《讀禮通考》，秦蕙田編《五禮通考》，多出一時名人之手。其後則胡匡衷有《儀禮釋官》，戴震有《考工記圖》，沈彤有《周官祿田考》，王鳴盛有《周禮軍賦說》，洪頤煊有《禮經宮室答問》，任大椿有《弁服釋例》《深衣釋例》，皆專注《禮》，而焦循有《群經宮室圖》，程瑤田有《通藝錄》，貫通諸經焉。晚清則有黃以周之《禮經通故》，最博贍精審，蓋清代禮學之後勁矣。而樂律一門，亦幾蔚為大國。毛奇齡始著《竟山樂錄》，次則江永著《律呂新論》《律呂闡微》，江藩著《樂縣考》，淩廷堪著《燕樂考原》，而陳澧之《聲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為將來著中國音樂史最好之資料也。焦循著《劇說》，專考今樂沿革，尤為切近有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