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商鞅的死，司馬遷認為是商鞅的刻薄少恩和濫用刑罰所導致的，曆史上傳統的評價亦大多類似，更有人把商鞅無憑證不能住宿和受五馬分屍之刑編成“作法自斃”的成語，以示商鞅變法種種是自掘墳墓。當然，也有人認為商鞅的強力變法是為了秦國的國富兵強，為其後秦帝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功莫大焉，卻遭到身死族滅的下場，秦之對於商鞅實在是太不公平。其實，處死商鞅是秦惠文王處理秦國國內政治危機的一個最佳的選擇，也可以說是一個唯一的選擇。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集權，削弱原來貴族階層的權力，而強化王權。這種集權符合了秦王的利益，但卻損害了一大批宗室貴族的利益。作為新任的國君，如何取得秦國宗室貴族的支持，穩定和鞏固其君主地位是秦惠文王上任之後亟待解決的問題。秦惠文王要解決政治危機，就必須殺死商鞅以撫平貴族群體的強烈不滿。
商鞅變法雖然發生在秦國，但它對於整個中國社會以後的生存、發展中所出現的社會、政治、經濟諸方麵製度的影響是深遠的。戰國時期的秦國麵對著各種挑戰，經由商鞅變法與製度創新，成功地進行了應戰，最終由弱變強，使貴族領主製度的秦國變成了地主製經濟占主要地位的封建國家；文化、經濟落後的秦國從而變為富強的國家，並成了當時七個諸侯國中的第一強國。“秦行商君法而富強”，商鞅的變法，不僅為當時秦國的富強作出貢獻，並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的秦王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十六節承前啟後——秦惠文王自立為王
在秦的曆史上，繼秦孝公而為秦國國君的秦惠文王也是一位有為之君。
秦惠文王名駟，孝公之子，又稱惠文君、文王、惠王，也被追稱為帝。其於公元前337年即位，享國27年。
對於秦國的發展而言，秦惠文王的政治曆史作用是承上啟下的。秦惠文王即位之初，為了緩和國內政治矛盾而誅殺了商鞅，但是，他並沒有廢除商鞅製定的法令製度，相反，在內政方麵，他仍然堅持並完善以“客”為“卿”的用人製度，繼續執行“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的原則，從而聚集了大批謀臣良將。尤其為後世史家所稱道的是，自秦穆公以來的“求賢”、“納客”舉措，在秦惠王時期形成一項比較完善的客卿製度，對秦國以後的迅速發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具體說來，秦惠文王時期的客卿製度與戰國之時“養客”和商鞅之時及之前的“用客”製度有很大不同，表現出秦惠文王在用人製度（仕進製度）上的改革意識和創新舉措。
我們知道，戰國以來，各諸侯國為了富國強兵，爭雄天下，都競相養客。戰國四公子中的齊之孟嚐君、魏之信陵君、趙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都因養有大量的賓客而聞名天下。這些被養的賓客，又叫“食客”，他們或懷絕技，或有異能，或屬罪徒，或為無賴，不分國別，無論良莠，成分比較複雜，而且無“特操”，大抵都是為利而聚，乘勢而往，所謂“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①者比比皆是。據《戰國策》、《呂氏春秋》等史籍載錄，在這些“食客”中，亦不乏智能之士。如《戰國策·齊策》中所載的孟嚐君所養之“食客”馮諼（xuān），就“焚劵市義”、“遊說於梁”，為孟嚐君營得“三窟”，不但使孟嚐君得以恢複相位，為齊王所重用，而且避免了潛在的政治風險，得以富貴永保。
和其他六國相比，秦國的養“客”之舉，似乎要嚴謹得多。據《商君書·境內》載，並非每個富豪之家，都有養客的資格，要養客，必須有600戶的地戶和封邑，否則即為違法。除此之外，秦國還設有專門的糧倉，以供客用。②由此可見，客在秦國的社會地位要比其他六國高得多，已經有“官養”之實。
正如孟嚐君所養之門客，有無魚之客、食魚之客、車乘之客諸般等級一樣，秦國之客也有等級之別。一般說來，比較受重視並且給予較高禮遇的為之“上客”，反之為之“下客”。但無論是“下客”，還是“上客”都還是無官之人，由客而為“客卿”，方為得官之人。而這一製度性的客卿使用流程，正是秦惠文王對秦政治製度的創新與貢獻。
秦惠文王的製度創新還體現在，他一方麵繼續貫徹商鞅製定的軍功授爵製，比如張儀等拜客卿後，均以立下軍功為主的功勞後才得以拜相，但另一方麵，秦惠文王卻在由客拜為客卿時，往往因客的一番政論而授以官位，並以此作為仕進的另一途徑，為智能之士提供了施展政治才能的舞台，拓寬了仕進之路。正因如此，以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為標誌，秦國出現了以客入仕的高潮，大批異域人才進入秦國，秦國的高級官吏之位，更多的“出於客”。以張儀相秦為標誌而形成的客卿製度，對秦以後的迅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人力資源保障作用。黃留珠先生評價秦惠文王的這一舉措時說：“它即是秦較早突破宗法製的繭縛，舉用外人的傳統特點的繼續和發展，同時也是秦統治者不斷總結仕進經驗教訓，糾正軍功取仕弊端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秦惠文王的製度創新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