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華製華培植汪偽傀儡
以戰養戰掠奪中國資源
日軍雖然占領了包括首都南京及戰略樞紐武漢等城市在內的大塊地盤，卻無法鞏固在占領區的統治，征服中國的戰爭目的始終未能實現。國小、兵少、資源缺乏的日本侵略者，不能不求助於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手段以補其不足，冀圖充分利用占領地的人力、物力為其戰爭服務。因而“以華製華”和“以戰養戰”就成為日本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基本方針。
日本“以華製華”方針的中心目標，在於繼軍事占領完成之後鞏固其政治統治。因此，在占領區建立適合於進行殖民統治的偽政權或行政組織，這是“以華製華”戰略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此時，日本已在中國南北各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這就是以王克敏為頭目的偽北平臨時政府和以梁鴻誌為頭目的偽南京維新政府。現在需要建立一個能替代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全國性的偽政府，且這個偽政府的頭目必須是更具影響力的重量級人物。國民黨的二號人物汪精衛當在首選之列。汪精衛早年追隨孫中山，曾有謀劃刺殺清廷攝政王之壯舉，其後又為孫中山撰寫《總理遺囑》。論資曆，為國民黨元老；論現實地位，在蔣介石一人之下。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地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七七事變”後，汪精衛的妥協投降主張更加露骨，他糾集同夥成立“低調俱樂部”，主要成員有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熊式輝等人，經常在周佛海家中策劃對日妥協活動，散布投降氣氛。汪精衛集團一方麵鼓吹抗戰失敗主義，一方麵慫恿國民政府當局利用陶德曼調停，盡快接受日方條件，對日停戰。
南京失陷之後，周佛海、陶希聖等人向蔣介石、汪精衛建議，建立一個灰色的文化團體來對抗共產黨的思想與文化主張，為蔣、汪接受。1938年初，在武漢正式成立“藝文研究會”，周佛海任總務總幹事，陶希聖任研究總幹事，總部設在漢口，先後還在長沙、廣州、成都、重慶、西安、香港等地設立了分會。“藝文研究會”是“低調俱樂部”發展後的公開組織，也是由汪派控製的宣傳喉舌與行動機構。武漢淪陷後，總部遷到重慶，繼續活動，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妥協投降派集團勢力。
同年初，汪派成員，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的董道寧與“滿鐵”駐南京事務所主任西義顯拉上了關係，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義顯安排下，董道寧與“滿鐵”總裁鬆岡洋右見麵。隨後，又以漢口政府第三勢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後與日軍參謀部謀略科長影佐禎昭、中國班長今井武夫、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進行了會談。3月，汪派幹將高宗武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員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動。在上海見到了董道寧，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義顯、鬆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進行會談。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見西義顯，傳達蔣介石的意向：東北四省、內蒙“可留待他日協議”，而河北、察哈爾“須絕對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之確立與行政完整，日本須予尊重”。以上述條件為基礎，可以先停戰進行交涉。但此時，日軍正在進行徐州會戰，對停戰未表示意向。徐州會戰後，日本內閣改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加強了對華外交攻勢。高宗武於6月14日再到香港，表示汪精衛等第三勢力願意作為中介促成“和談”。7月5日高宗武到日本，在影佐安排下會見陸相板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重申上述觀點，希望開展“和平運動”。高宗武、董道寧的對日勾結，是汪集團投日的第一個步驟。
10月，日軍攻占了武漢、廣州等地，未能達到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的戰略目標，遂加強了政治誘降活動。這時，土肥原等人策劃拉攏吳佩孚的計劃為吳拒絕，而準備投日的唐紹儀被國民黨軍統局殺死，於是，日本的誘降目標完全集中在汪精衛身上。
在廣州失守的當天，汪精衛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說：“如日方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否則無調停餘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之條件而定。”11月3日，近衛發表對華政策聲明，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提法，同汪的聲明相呼應而稱：“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實質是公開鼓動汪派加緊投日。
近衛聲明立即得到汪派的響應。7日，汪精衛、周佛海委托梅思平與高宗武作為全權代表同日方會談。地址選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與今井武夫、伊藤芳男會談達成初步協議。基本內容是討論雙方各自的和平條件，並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動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