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道路總是曲折的。正當中國以農村為根據地的武裝革命鬥爭蓬勃發展的時候，天外吹來一股冷風，卷起滿天沙霧。王明路線的骨幹分子從國外跑了回來，他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結合一部分同誌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他們在黨員中煽動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1931年1月，他們強迫當時在中央工作的同誌召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陳紹禹（即王明）拋出遺臭萬年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提出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他們突出提拔一批“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者到中央的領導崗位，一時竊取了黨中央的領導權。王明之徒，早在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相繼失敗的時候，就誣蔑黨中央理論水平太低，揚言將來中國革命隻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回國去領導。這時，果然實現了他們的“預言”。王明路線的幹將推行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左”的機會主義的路線，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別的存在，誣蔑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代表會議政府。他們又以“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名義，突擊提拔一批“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鬥爭幹部”，分頭派到包括中央紅區（當時稱中央蘇區）在內的黨的各地各級領導機關，積極推行王明路線。
在那些二十八個半“布爾塞維克”的主要幹將尚未進到江西中央紅區前，“四中全會”的一部分文件已經先送到了。由“三中全會”派到中央紅區的代表，也是中央指定參加“蘇區中央局”的負責同誌，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於1931年3月18日開幕，開了4天，紅軍各軍軍長、政委都來參加了。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王明路線在中央散布的序幕。4月中旬，王明路線的積極擁護者以“四中全會”代表團的資格來到了中央紅區。他們不滿意“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的傳達和討論，又於4月17日開會，雖然時間相隔快1個月了，但會議仍稱是“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的繼續。會議隻開一天，主要是著重傳達“四中全會”精神和“四中全會”對目前形勢的估計，通過了若幹決議。這次會議的決議，雖然也不得不承認“汀州會議以前紅四軍前委的路線是一般的正確的”，但卻不作調查，不問事實，顛倒是非，硬說：“但從汀州會議起（這時紅四軍與紅三軍會合，成立紅一軍團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線，放棄了鞏固蘇區工作，采取了冒險路線，去向大城市冒進。”這個決議毫無根據、毫無道理地否定了毛主席一貫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路線，否定了從汀州會議起到羅坊會議止毛主席一直在抵製並戰勝了立三路線的全部鬥爭過程和曆史事實。這是王明路線反對毛主席馬列主義路線的開始。
王明之徒，下車伊始，哇啦哇啦，東也批評，西也指責，把中央紅區說得一無是處，全不問這塊革命根據是經過多少艱難困苦、浴血奮戰才創建起來的。
一場是打還是跑的大爭論
龍岡、東昭戰鬥的偉大勝利，提高了紅軍的政治聲威，鼓舞了紅區廣大工農群眾，形勢比第一次反“圍剿”前更為有利，條件更好，作戰準備更加充分，廣大軍民都感到勝利在握。可是，就在這時候，竟有少數沒有經過戰爭鍛煉的人，被敵人虛假的聲勢嚇倒了。
王明路線的先遣隊——“四中全會”代表團，一進入中央紅區，就把持著“蘇區中央局”。他們不懂戰爭，卻要過問戰略問題。他們不聽久在農村根據地打過三年遊擊戰爭的中央紅軍領導者們的意見，不問當前戰爭的具體情況。硬說何應欽的二十萬大軍步步為營、處處築硐，無法打破，隻好走。他們根據王明路線中央的三月指示，提出退出中央紅區的逃跑主義的荒謬主張。王明路線中央的那個指示，是不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人，在遠離農村根據地聽不到槍聲的上海高樓大廈裏寫的，是十足的瞎指揮，它本身就充滿了自相矛盾的意見。指示前麵說：“當著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優勢的兵力，去擊潰敵人的主力……”；後麵說：“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否則“紅軍有被消滅的危險”。根據這一指示的前麵的說法，我們就要在敵人尚未集中時到白色區域去找城市中敵人主力打，這豈不是重複立三路線的錯誤？照指示後麵的說法，什麼“遇必要時”，這是非常籠統、沒有明確界線的說法。所謂“屏棄舊的與組織新的”革命根據地等等，以紙麵上談談是輕而易舉的。而實際行動會遇到多少困難和危險，教條主義者是毫不理解的。他們不理解這塊中央紅區根據地，是在什麼樣的困難條件下，依靠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經過多少堅忍卓越的鬥爭，經過多少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經過多少以弱敵強、以少勝多的英勇作戰、流血犧牲，打了3年多的遊擊戰才創建起來的。“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談何容易！如果輕易離開根據地到白區去打仗，那才是使“紅軍有被消滅的危險”。毛主席雖然詳細介紹了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過，全麵地深刻地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敵人的弱點和我們的有利條件。可是王明路線的頑固推行者們對這些話聽不進去。他們堅持退出中央蘇區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據地的荒謬主張，並且搬出一位共產國際領導人來，說他曾經說過四川是中國最理想的革命根據地，作為論據。他們依靠在中央局中的多數，蠻不講理，令人氣憤。在中央局的小會內爭論得非常激烈，毛主席嚴厲地批判了這種逃跑主義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