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紅軍的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同誌對上述指示是不讚成的。為此周恩來同誌多次致電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陳述自己的意見。在1933年1月27日的電報中就明確指出：目前在敵人進攻部署尚未就緒，側重堅守城防的情況下，“我軍能在撫河東岸會合十一軍求得運動戰消滅敵人主力，確比圍攻南豐暴露我軍企圖去打敵增援部隊為好，且撫河東這一地域，幅員並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資材”，而“攻城與消滅增援隊一有暴露企圖二有易受夾擊的不利”。提請中央和中央局在考慮作戰方向時，要充分注意這些問題。1月30日，周恩來同誌再次致電中央和中央局，進一步指出紅軍到撫河以西強攻南豐、南城於我不利。因為“轉到撫河西，隻有攻城才能調動敵人。攻城除前電所述，一暴露企圖，二易受夾擊之不例外，還有三損傷大，四不能籌款，五耗費時日的不利。”主張紅軍應在撫河以東求得運動戰。在電報中，還論述了攻城奪地與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辯證關係，指出隻有消滅敵人主力，才“是取得堅城的先決條件”，因此“敵人被消滅，城雖堅，亦無從圍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堅城之背後，否則徒損主力，攻堅不下正中敵人目前要求。”
但是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並沒有采納周恩來、朱德同誌的正確建議，在2月4日的複電中，仍堅持攻占南豐、南城的主張，說“在目前敵人據點而守的形勢下，無法避免攻擊堅城”。要紅軍趁敵人部署未完之際，先發製人，將敵擊潰。並強調此計劃是黨中央的指示，中央局已開會通過，必須立即討論執行。在這種局麵下，周恩來、朱德同誌又結合考慮了蔣介石到南昌後命令部隊固守城防，指示部隊在沒有部署就緒之前避免和紅軍主力接戰的敵情動態，感到紅軍如不北向深入撫州、南昌地區，攻取敵人要害，蔣介石可以部署為重，暫置不理；如深入，蔣介石則可以用一支較強的遊擊部隊斷我歸路，逼我南返。這樣，在抗河以東也一時難於求得有利戰機。因此才於2月7日淩晨一時半致電中央局並轉中央，提出了在中央局堅持攻占南豐的指令下，紅軍準備攻取南豐的部署意見。周恩來同誌在部署意見中，預見了戰局可能出現的多種情況，提出在“敵情地形有變”或“我牽製敵人兵力不奏效，敵以增援隊三四師由馬路並進”的情況下，仍需放棄強襲南豐的計劃，“攻宜黃、樂安調動敵人，於山地運動戰中解決”。因為這個部署意見“與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所以周恩來同誌在電文中要求中央和中央局給予考慮並及時作出答複。在這個電報發出後半小時，周恩來同誌為了推動中央和中央局認真對待上述意見，又拍發了一個電報，說明即使是在敵人“據點而守”的情況下，還是可以設法調動敵人，求得運動戰的，而攻打敵人重兵守備的堅城容易損傷較大的戰鬥力，能否攻下也沒有把握。要求中央和中央局重新審查自己的意見。
因為中央和中央局無視周恩來、朱德同誌一再提出的正確主張，仍堅持攻占南豐的指令，所以從2月9日開始，一方麵軍便從黎川及附近集結地區向南豐開進。方麵軍以一、三、五軍團為主組成左、中、右三個縱隊，於2月12日完成對南豐守敵的包圍，傍晚便對南豐守敵發動全線進攻。當時駐防南豐的敵第八師陶峙嶽部，在我軍強攻下，依據險要的城防工事，閉門不出，堅守待援。從2月12日傍晚到13日，我軍雖然攻下了南豐城的一些外圍據點，但進展不大，紅軍傷亡400人，三軍團師長彭鼇陣亡。
強攻敵人重兵守備的堅城於我不利，這是周恩來、朱德同誌早已預料到的。但當時南豐城確已被我大軍圍困，敵增援部隊尚未出動，而黨中央和中央局又指令紅軍攻占南豐。在這種情況下，是繼續強攻，還是改強襲為佯攻，將紅軍主力撤出戰鬥待機殲敵？這是直接關係到戰局發展的作戰方針問題。身臨前線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朱德同誌果斷地選擇了後者，當即決定“改強襲南豐為佯攻”。2月13日夜，除留少量部隊擔任佯攻任務外，紅軍主力即向南豐、裏塔圩以西地方秘密轉移。為了進一步迷惑和調動敵人，創造有利戰機，又令十一軍於稍後幾天裝成紅軍主力由新豐街渡河向黎川開動。
我軍對南豐由強襲改為佯攻，主力部隊秘密西移，十一軍又裝成主力東向黎川運動，使敵軍受到迷惑。敵人完全沒有料到我軍在初戰的次日會將主力撤出戰鬥，因而錯把2月16日開往黎川的十一軍當成紅軍主力部隊。我們從繳獲的敵人檔案中，可以看到當時敵南昌總部有這樣的記載：“紅軍一、三、五軍團圍攻南豐城後，於2月16日退向黎川、樟村、橫村。”敵中路軍總指揮陳誠根據其偵察判斷，立即製定了在黎川、建寧地區圍殲我紅軍的作戰計劃。令其第三縱隊由金谿出黎川，攻我正麵第二縱隊由南城東向，對我進行側擊；第一縱隊由東安、宜黃出擊廣昌，堵截我主力紅軍歸路，並深入蘇區襲擾我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