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中共中央把上述戰略部署的基本方針，詳細電告張國燾。但是，張國燾不顧大局，一心想實現他的“西進計劃”。8月22日，張國燾向中共中央提出，已經到達甘南的四方麵軍主力準備在永靖渡黃河西去青海。8月27日，中共中央回電不同意，要“四方麵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麵軍會合”。9月19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強調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整個西北之樞紐；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上，在西北新局麵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9月24日，中共中央再電張國燾，對三個方麵軍會合和進攻寧夏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具體部署。指出：第一步驟，似應集合三個方麵軍於靜會之線及其南北，給胡宗南敵以相當打擊，使胡敵不能達到隔斷紅軍，各個擊破之企圖。第二步驟，以二個方麵軍占領寧夏，以一個方麵軍控製胡敵。占領寧夏，是整個政治軍事上極重要一環。如紅軍因分散而不能達此目的，爾後將發生極大困難。第三步驟，則在占領寧夏之後，那時我們已得遠方幫助，處於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綏遠，乃至重占甘南，均其容易。
張國燾拒絕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於9月26日，連發兩電給中共中央，堅持“先機占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環，可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國際幫助，並可接應一、二方麵軍占領寧夏地區”；宣稱“四方麵軍已照西渡計劃行動”。張國燾不顧朱德、任弼時等同誌在岷州和漳縣召開的西北局會議上的堅決反對，擅自命令紅四方麵軍掉頭西去。
中共中央接到張國燾的電報後，立即召開書記處及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並於9月27日致電張國燾指出：我一、四方麵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占領；分則兩處均難占領。如四方麵軍西渡，會合將不可能。所以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虞。要求四方麵軍仍照中央原定計劃，北上會合，免使再分難合，各陷不利地位。
張國燾西渡黃河的行動，不但中共中央不同意，紅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也是反對和抵製的，部隊過洮河又沒有過去，張國燾才不得不下令轉回來。9月28日，張國燾被迫表示：“我軍西進計劃，因受地形、氣候及河川的限製，不能按期到達目的，恐失先機之利。目前需要全國紅軍之迅速會合，以消滅敵人”。9月29日，紅四方麵軍指揮部重新下達了北進命令。
上述事實說明，張國燾雖然表示要北上與中共中央會合，但他並沒有真正改變右傾退卻的戰略方針，沒有放棄他的“西進計劃”。
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麵軍在會寧地區實現了會師。這是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的反黨活動，所取得的偉大勝利。
中共中央對張國燾問題的結論
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反黨活動，給中國共產黨、紅軍和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1936年12月1日，張國燾到達保安同中共中央會合以後，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全麵的審查，作出了曆史的結論。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首先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中共的任務，通過了張聞天、毛澤東的報告。接著，討論了張國燾的錯誤問題。張國燾在會上作了檢查之後，朱德、毛澤東、彭德懷、賀龍、廖承誌等同誌發言，用大量事實揭露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的錯誤，指出了它的嚴重危害，分析了錯誤產生的根源和應吸取的教訓。許多同誌要求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並開除其黨籍，撤銷其一切領導職務。會議最後一天，張聞天代表黨中央作了總結發言。他在分析批判張國燾的錯誤的同時，充分肯定了紅四方麵軍廣大幹部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指出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鬥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麵軍全體幹部的鬥爭，這種企圖與陰謀，應該受到嚴重的打擊。最後，張聞天提議，考慮到張國燾在黨內的曆史和他開始承認錯誤的表示，暫不作組織結論。會議根據張聞天所作的總結，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為外交方便，以下簡稱《決定》）。
《決定》剖析了張國燾的重大政治原則錯誤的發展過程，指出：“這些錯誤在鄂豫皖蘇區的工作中已經開始存在著，在川陝蘇區中尤其在他的最後一時期中，已經形成為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從退出川陝蘇區到成立第二中央為止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與軍閥主義的登峰造極的時期。這是反黨反中央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