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是一曲響徹雲霄的凱歌，而主力紅軍長征後的紅軍南方七省三年遊擊戰爭，卻是悲壯蒼涼的組歌。其艱難險阻，其萬苦千辛，其壯懷激烈，其英勇頑強，確非三言兩語能寫盡言清。
一
從1934年9月、10月間紅軍主力長征，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這為時約有三年的期間，留在南方各蘇區的紅軍部分和蘇區人民一道，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敵後遊擊鬥爭。這段鬥爭，通常叫做三年遊擊戰爭。
三年遊擊戰爭是從紅軍主力撤離蘇區開始的。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爭，由於當時的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沒有重視中央蘇區實際鬥爭經驗，機械搬運教條，拒絕了毛主席的正確方針，而遭致了慘痛的失敗，最後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這個退出，是逃跑主義的，沒有進行充分的準備；而對於如何堅持蘇區的鬥爭，更是沒有準備。當時，雖然也留下了黨的中央分局（項英同誌負責），和中央政府的辦事處（我任主任），但對整個蘇區敵後鬥爭，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沒有布置。一時，蘇區處於紊亂狀態。
這時，在蘇區軍民麵前，擺開了一個新的形勢：過去中央蘇區是個大塊的根據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區，和反動統治形成了大規模的政治對立。這種戰爭的對峙局麵持續了七年，紅軍取得了四次戰役的勝利，革命由低潮日益轉入高潮。而今，這塊辛勤締造的蘇區在教條主義者手裏被斷送了，蘇區賴以生存的數萬主力紅軍離家遠征了，敵人大軍壓境，在整個蘇區被一片烏雲籠罩著，一場大的風暴隨時可以襲來。
在這樣的情勢下，蘇區的鬥爭應該怎樣進行呢？
其實，這個問題是不難回答的。敵人即將進入蘇區，革命又落於低潮，蘇區失敗已成定局。失敗就是失敗，應該承認這個失敗。承認失敗還可以不失敗或少失敗些。承認失敗並不是悲觀失望，而是政治上堅強的表現。應當冷靜地麵對現實，認真地組織這次退卻，迅速地，堅決地適應形勢，拋棄舊有的一套，實行徹底的轉變。在政治上，要準備迎接大風暴，進行艱苦的長期的敵後鬥爭；在軍事上，要堅決分散，展開廣泛的群眾性的遊擊戰爭；在組織上，要改變我們的領導方式、工作方法。從正規戰到遊擊戰，從集中到分散，從統治到被統治，從公開活動到秘密隱藏，這樣轉變過來，退卻下來，保存自己的力量，長期堅持，給形勢以若幹影響，準備條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這是唯一正確的出路。實行這個轉變是艱苦的，但是必須的。隻有徹底實行了這一轉變，才能渡過這個風暴，轉入勝利；不能實行這個轉變，就要失敗。
但是，對於麵前的嚴重局勢和轉變的必要性，並不是每人都理解的。“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仍然“陰魂不散”、“餘孽猶存”，影響著一些同誌的行動，繼續葬送著中央蘇區。
他們不能清醒地估計當時的政治形勢，不敢承認失敗，而把希望寄托在野戰軍轉移之後的打勝仗上。他們認為主力一出動，在湘桂邊連打幾個大勝仗，敵人就會撤走，中央蘇區就會恢複，轟轟烈烈的局麵又會到來。當然，如果是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的外線作戰，勝利並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圍剿”戰爭中，紅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就連續取得了勝利，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保持並發展了蘇區。但現在情勢卻起了根本的變化，第五次反“圍剿”，在冒險主義、保守主義的錯誤指導下，和敵人打硬仗、拚消耗的結果，已使紅軍的戰鬥力大大減弱了。特別是轉移時所表現的逃跑主義，壇壇罐罐什麼都帶上，五六萬軍隊就帶了兩三萬非戰鬥人員，喪失了軍隊的機動性；如果不徹底改變領導，要想打勝仗是很困難的。
由於不肯承認失敗，把希望放在紅軍大捷上，他們便不肯從事這個適應形勢的轉變，甚至譏笑這種主張是“悲觀失望”。當時，還留下了一個主力二十四師，另有八個獨立團。按正確的做法，這部分力量應該立即化整為零，分散到蘇區幾十個縣去，作為遊擊戰爭的骨幹，這樣當可保存一批相當可觀的力量。但他們主張把這些部隊全部集中起來訓練，準備打大仗。他們說：“我們主力1個師，再加上7個團，這10個團可以消滅敵人一個師。”而且還打算搞軍事學校，搞兵工廠，搞正規軍團……總之，還是迷戀著舊的形式，企圖用舊的一套再搞起大蘇區，來“舊夢重溫”。但他們忘記了，正是這種死打硬拚的戰術才把一個大蘇區搞垮了的。當紅軍主力在的時候尚不能粉碎敵人的圍剿，而不得不撤出，這十幾個團又怎能拚得過？而且，部隊在蘇區失敗之後，戰鬥力、戰鬥意誌已不比從前了。記得主力撤出後不久，廣東軍閥部隊一個營把雩都南部的一個口子占領了，我們要去奪回來。去了8個團近l萬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沒有打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