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落腳陝北，即尋求與張學良東北軍、楊虎城西北軍三位一體的聯合。由反蔣抗日到抗日反蔣、從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隨著戰略重心的轉移逐步展開，毛澤東的大智大勇又一次全方位展示。
1935年12月13日，毛澤東繼周恩來之後從前線到達瓦窯堡。這時，張聞天和林育英（張浩）、博古應毛澤東12月8日電約已到安塞等候。12月14日深夜，張聞天接到毛澤東的電報，知道毛已於13日抵瓦窯堡，遂立即返回。黨中央兩部分同誌自11月4日在甘泉下寺灣分手以後，已經一個多月，現在又會合在一起了。從12月17日起，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瓦窯堡中央政治局會議開始舉行。
開會的地點就在張聞天、劉英住的窯洞。它是田家院內一排窯洞中間的一孔，坐落在半山坡上。窯洞內陳設簡陋。臨窗一張條桌，是張聞天平時辦公寫文件的地方。窯洞中間有一張舊方桌和幾條粗笨的凳子，就是來客或開會的坐席。窗紙是新糊的，使整個窯洞顯得亮堂而有生機。出席會議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劉少奇、鄧發、張浩等人，隨便坐定，討論兩個主要議題“政治形勢與策略”和“軍事戰略”，決定著在此曆史轉折關頭關係黨、紅軍與整個中國命運的大事。政治局委員們精神都很振奮。毛澤東、周恩來在直羅鎮前線打了勝仗，敵人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被粉碎了；同共產國際中斷了一年多的聯係如今恢複了；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基本上已經明確，重大的政策改變已經開始，從內戰到抗戰的偉大戰略轉變的序幕已經拉開了；從國民黨統治區又傳來了北平學生“一二·九”反日遊行示威的消息，一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正在全中國興起。中國革命擺脫了危機，走出了困境，一個新的大變動的時代來到了！
張聞天主持了這次重要會議。他就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政治形勢與策略，作了報告。張浩在會上作了關於共產國際“七大”的傳達報告。他沒有帶回文件。他離開莫斯科的時候，共產國際“七大”還沒有開完，他僅憑記憶，傳達了共產國際為適應新形勢的發展，改變在“第三時期”理論指導下的“左”傾政策，實現革命戰略轉變等主要精神。自12月17日至19日，中央政治局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從中國實際出發，具體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毛澤東對會議很滿意。在12月19日。給當時正在指揮圍攻甘泉的彭德懷去電報中說：“政治局會議開了三天，關於總的政治問題（形勢與任務）討論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討論，可惜你沒有來參加。”當天24時，毛澤東致林彪、彭德懷、葉劍英、程子華電中又說到：“政治局已開了三天會，很好的討論了當前的形勢、力量與任務。”
張聞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會議決議——《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通稱《瓦窯堡會議決議》），經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通過。決議分六部分：（1）目前形勢的特點；（2）黨的策略路線；（3）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4）蘇維埃人民共和國；（5）黨內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6）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鬥爭。
這個決議對於當時中國內外的形勢，階級關係的變化作了完整的分析，確定並係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決議指出，目前時局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單獨吞並中國”，這一行動“震動了全中國和全世界”，使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空前緊張，使中國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引起了中國各階級、階層相互關係的變化。在新形勢下，不僅工人、農民、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也有“直接參加”反日戰線的可能。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可能發生分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為了戰勝日本和蔣介石，必須運用“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決議提出，“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隻要反日反蔣，“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決議宣告：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是反日反賣國賊的最廣泛的與最高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實行“十大政綱”；決定改變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知識分子、富農、民族資本家以及白軍官兵的政策。決議要求全黨“大膽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在實際的群眾的鬥爭中“表現出他們是無堅不破的、最活潑有生氣的中國革命的先鋒隊”，去取得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為此，必須同黨內的主要危險關門主義做堅決的鬥爭，同時要警惕“1927年時期的陳獨秀主義，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黨部與黨員中的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