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廣大指戰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披堅執銳，喋血奮戰，曆時近5個月之久。先後共消滅馬家軍2.5萬餘人，在戰略上起到了有力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作用，對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西路軍為什麼終於慘遭失敗呢？
第一、任務問題
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先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渡河北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麵軍西渡，共取寧夏；繼則放棄這一計劃，獨力西進，準備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複則根據西安事變後的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繼複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部隊剛從倪家營子突圍而出，東進不遠，卻又奉命“固守50天”，折回原地堅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軍的任務飄忽、多變，雖與風雲變幻的全局形勢有關，但不能說毫無戰略指導上的失誤。結果呢？造成了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走廊，長期遭敵重兵圍困的被動局麵。疲兵屢戰，有耗無補，進退失據，一籌莫展。這對西路軍的有限兵力來說，無疑具有致命的性質。
西路軍是整個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全盤戰略上不可缺少的環節之一。毫無疑義，部隊的一切行動，均應服從和服務於策應河東紅軍與友軍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應才更符合實際情況，更有利於全局發展，則值得研究。蘇聯當時應我黨要求，為支援我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準備了大批武器，待紅軍去取（後因西路軍失敗，才將這批武器轉交盛世才的軍隊）。假如西路軍渡河後，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冀，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後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說，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製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製三個師。盛世才後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怕的是，當時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卻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且不說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僅從西路軍麵對優勢敵人的不斷圍攻來看，就缺乏建立根據地的起碼條件。部隊剛剛進入河西地帶，四麵受敵，防不勝防，整天同馬家軍血戰，哪裏還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呢？創建革命根據地，離不開兩個基本點：一是消滅敵人，站穩腳跟；二是發動群眾，建黨建政。前提是消滅敵人，否則，便談不上發動群眾。毛主席說過：“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對西路軍的要求有悖於此，仗還沒打勝，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行得通嗎？事實說明，壓根兒就行不通。規定任務，必須權衡主客觀條件，從實際出發，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的道理，就在這裏。隻要到主觀需要的一麵，忽視了客觀可能的一麵，硬要部隊去承擔其無力承擔的任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第二，戰場主動權問題
戰場主動權問題，關係重大。兩軍對陣，它是決定雙方勝負存亡的關鍵一環。“軍隊失掉了主動權，被逼處於被動地位，這個軍隊就不自由，就有被消滅和被打敗的危險。”西路軍的失敗，完全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