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政府的反應。西安事變的爆發，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消息傳來，他們陷入一片混亂，誰也拿不出主張來。這種情況恰好為日本帝國主義所利用。它立即展開活動，支持有野心的親日派分子何應欽，出麵極力主張討伐張、楊，並表示將給予軍事援助。同時指使偽軍頭目李守信發表通電，聲言願與南京合力討伐張、楊。何應欽當時是國民黨政府的軍政部長，有軍權在手，又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慫恿，自覺時機不可錯過，於是打起“討逆”的旗號，大叫大嚷：張學良劫持統帥，目無黨紀國法，是叛逆，必須討伐。從國民黨的觀點上說，何應欽確是抓到了“理由”。所以他的這套“討伐”論，很能迷惑一些人。當時戴傳賢等都支持他。這一派的主張一度占了優勢。12月16日，何應欽當上“討逆軍總司令”，命令大批軍隊開赴潼關，進抵華陽、華縣境內，做好了進攻西安的部署；並派飛機轟炸西安附近的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揚言要轟炸西安。一時戰雲密布，大規模內戰確有一觸即發之勢。但以英、美為後台的宋氏家族、孔祥熙等人，卻堅決反對何應欽等“討伐派”的主張。他們認為，真要進兵西安，或轟炸西安，勢必置蔣介石於死地。蔣介石一死，英、美派的勢力，就會失利。這也是他們的後台英、美帝國主義所不許可的。所以當英、美使館傳來他們政府的和平解決主張時，宋美齡立即鼓起勇氣來反對“討伐派”，主張營救蔣介石。在會上，宋美齡與何應欽大爭大吵，甚至大罵。這時，在南京的國民黨左派，如馮玉祥等人，是能夠看清大局的，也主張和平解決，避免內戰。但因受到何應欽的猜忌和壓製，無法發揮作用。馮一度想潛離南京，去找宋哲元、韓複榘等老部下，等手中有了力量，再做主張。但馮玉祥沒有走成。在宋美齡一派主張漸漸得勢時，他就起來支持宋美齡。於是南京政府的混亂算是告一段落。最後決定著手營救蔣介石，並找到端納（澳大利亞人）這個代表英、美利益並先後作過蔣介石與張學良的顧問的人，先飛西安進行試探。
把蔣介石捉起來之後，西安城內的反應也是不一致的，張、楊部下的將士和西安人民，絕大多數主張殺掉他。他們認為像蔣介石這樣禍國殃民的元凶，今天既已抓到，就應該宣布罪狀，交全國人民公審，絕無釋放之理；但也有人主張放蔣。當時就有人寫匿名信，要負責監押蔣介石的人，把蔣放掉，以便將來得到蔣的提拔和獎賞。蔣介石本人，也心存僥幸，伺機向看守人員拉攏，乞求放他逃走。張、楊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張學良自始就拍定主意，隻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仍然擁護他做領袖。楊虎城卻對此感到猶豫。
張學良看到形勢複雜，為保證蔣介石的安全，決定把蔣從楊虎城的新城大樓遷到離他自己住地很近的高桂滋公館。但蔣介石以為離開大樓，就一定是送往刑場，非常害怕，無論如何不肯動。最後由端納對他說，這是為了他自己的安全，他才肯搬出來。
由於張、楊在發動事變前，未能擬就處理事變的明確方針，事變後又看到國內外反應的歧義，和討伐派氣焰的囂張，感到緊張和為難，大有騎虎難下之勢。因此，他們特別盼望中國共產黨趕快派代表團來共商解決事變的方針。
我黨處理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和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當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捉的消息傳到陝北時，紅軍戰士和革命根據地的人民興奮極了。有的情不自禁地唱起歌、跳起舞、高呼起口號來。10年來，蔣介石堅持反共內戰，賣國殘民，雙手沾滿了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的鮮血，不但紅軍戰士和根據地的人民恨之入骨，全國人民群眾和愛國軍人也是一腔怒火。因此，人們必欲殺蔣，討還血債，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認為，事變關係十分重大，必須根據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鬥爭的需要，決定我黨的方針。為此，中央召集會議對事變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左”傾分子附和群眾痛恨蔣介石的情緒，極力主張殺蔣，叫嚷“打出潼關去”。這在客觀上完全適合了日本帝國主義和何應欽等親日派挑動大規模內戰的需要。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決批駁了各種錯誤主張，迅速取得了一致意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黨中央認為，西安事變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肯定了事變的進步性質。同時又根據國內外的鬥爭形勢，指出事變可能有兩種前途：一種前途是爆發大規模內戰，“這一前途是日、德、意國際侵略陣線，特別是日本及中國親日派所歡迎的”；另一種前途，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一前途是國際和平陣線，全國人民，全國一切願意抗日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所竭誠擁護並使之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