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對黎元洪來說，是個很有意思的年份。這年，他14歲，在他身上發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是他家從漢陽遷到直隸天津北塘；二件是在全家遷徙前父親給他訂了個叫吳敬君的，還隻有7歲的小女孩做童養媳；三件是到了天津北塘後，他得以入私塾開始讀書。
對一個還沒成人的少年來說，能遇上的好事壞事，差不多都是他們父母的給予，黎元洪當然也沒有例外。
黎元洪的父親黎朝陽，早年入伍，在鎮壓太平軍中升為遊擊（清代武官名、從三品、次於參將一級）。作為清軍中的一個中級軍官，其收入完全可以養活一大家子人口，黎朝陽於是把家從祖籍地湖北黃陂遷到武昌的漢陽定居。
1864年，太平軍被朝廷徹底鎮壓，黎朝陽在遊擊的職位上退役歸家，在漢陽新建的宅子裏，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
父親退役這年，黎元洪剛好出生，待他稍大一點時，父親卻遭到一場橫禍。因涉嫌“窩藏”反叛朝廷的罪犯，黎朝陽遭到拘捕並沒收家產。由此，黎家的日子立刻陷入困境。
好在父親時值壯年，從牢裏放出來之後，又重操舊業，到直隸天津北塘去投奔練軍（清代軍隊編製的名稱），繼續軍人的打拚生涯。
畢竟有過軍中打拚的經驗，黎朝陽很快升為練軍把總。雖然隻是陸軍中的一名基層軍官名，收入還是比較好，至少可以養活家人和讓兒子讀書，這才有了三件發生在兒子身上的事情。
黎元洪天資平平，童年時的生活困境使他養成了一種難得的樸實堅韌、不事張場、奮發努力的性格。已經14歲了才能入私塾，這遲到的學習機會，使他分外珍惜，學習起來比一般同學都更加努力，常挑燈夜讀，直至天明。這種努力的勁頭，一直伴隨著黎元洪的一生。以至於他過世後大兒子回憶他時還說：
“他最大的嫌惡是偷懶……煤油當時已輸入我國，富有之家常把它用作照明，一般的均用蠟和菜油。夜晚閱讀常常傷目，我父親經常工作至深夜，直到眼痛也不放棄學習。”
這時的大清朝，軍隊已開始拋棄大刀長矛，代之以洋槍洋炮，並聘請西人按西法操練。黎元洪對這些情景耳聞目濡，小小年紀便壯誌滿胸地說地：“大丈夫建功立業，何必株守科舉仕進一途？棄文修武，學習新式軍事，效命疆場，為國捐軀，一樣可以成就功名。”
當時的中國，西學開始東向。天津是通商口岸，自然更得風氣之先，加之洋務派首領曾國藩、李鴻章等都曾先後在天津為官主政，致使天津的洋務運動也就更興旺於中國東北麵其他的城市。一些新式的企業學校，諸如機器局、電報局、水師學堂、電報學堂等，在天津如雨後春筍，勃然生出。
這些都使得正從少年向青年過度的黎元洪大開眼界，感慨頗多，心向往之。
由於父親是個基層軍官，常住軍營。少年的黎元洪學習之餘，便去軍營探視父親。作為大半輩子泡在軍中的黎朝陽，雖這時隻做到一名下級軍官，對於中國古典的學習，卻是一生樂此不疲。閑暇之時，他便為兒子講一講曆史故事，特別是《左傳》中的一些觀點。
“早在春秋時期，左丘明在他寫的《左傳》中，就對‘武德’做了七個方麵的論述，說‘武德有七，即：禁暴、戢戰、保土、公定、安民、和眾、豐財。’”
對於父親的話，尤其是關於這“武德”一說，兒子特別信服。直到十多年後，黎元洪回憶此事時還說：“武德之義大矣哉：軍事、文化、政治、外交、經濟之大道，胥在是矣。武德昌明，天下安寧，武德大行，天下太平。”
因為父親的孜孜教誨，黎元洪不但牢牢地樹立了像父親一樣做一個軍人的念頭，還在心中樹立了做一個有武德軍人的理想。正是有了這個做軍人要講“武德”的理想，才成就了黎元洪，使他的一生中有了非常閃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