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看似偶然，其實早在革命黨人的計劃之中。
在此之前，革命黨人起義頻繁，這些起義大致是在三個地方進行。一是在邊疆省，譬如三洲田起義、黃花崗起義等；二是在長江流域各省，如自立軍起義、萍瀏醴起義等；三是在東三省或直隸起義，如灤州兵變等。
不同地方的起義會產生不同的作用，革命黨人鄒代藩對這些起義作了一番分析，寫出一個報告說：邊疆起義對清廷沒什麼威脅，影響不大，最後又總是被清軍擊敗；東三省或直隸起義直接威脅京師，或能有一勞永逸的效果，但麵臨強大的北洋軍，取勝太難；而在長江流域各省起義，不但因為這些地方富庶，還因為這地段對南北均有輻射力，發展空間很大。
革命黨領袖研究了鄒代藩的報告研究後，認為接下來的起義，放在長江中下遊省份最好。而具體來說，湖北新軍經過革命黨人的策反工作後，已頗具革命傾向，這是一大優勢，是其他各省不能與之媲美的。
從這些情況來看，武昌起義，不算是偶發事件。然而武昌起義的具體發生，還是有偶然性的因素。
1904年成都設立的“川漢鐵路公司”，第二年改為官商合辦，到1907年改為商辦，采取“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自辦川漢鐵路。可是，到了1911年5月時，清政府卻宣布什麼“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並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以六百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築權。
消息傳到四川，川民極為憤慨，很快爆發大規模的保路運動。清廷鎮壓保路運動的兵力有限，在1911年10月，就從相鄰的湖北調兵前往鎮壓，致使湖北出現防備空虛的狀況。
一直加緊在新軍中發展勢力、準備起義的革命黨人，看見新軍一部被調往四川，華中驟然空虛，感到這正是起義難得的大好機會，經過一番商議，決定乘虛起義。
此時，湖北有兩大革命黨人的組織，一個是文學社，一個是共進會。這兩大革命組織在新軍中均已發展有上千人，特別是在黎元洪所統領的第二十一混成協中，革命黨人的勢力最大。這其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於黎元洪對部下的寬厚包容。
有一名叫李佐青的士兵，因為不滿大清，竟毅然剪去發辮。當時有“留發留頭，不留發也不留頭”的說法。把發剪去，意味著是跟大清唱反調，是要被殺頭的。這事被告到黎協統之後，正當大家都等著看殺頭示眾時，黎元洪卻笑著說：
“發辮剪去，免豚尾之訕笑，導文化之先機，有什麼大罪。”完了下令全軍，今後若有願意剪發的人，悉聽尊便。
作為當時中國軍界的一位名將，黎元洪對自己部隊中革命黨人的活動其實早有察覺，隻是心存同情，不作堅決鎮壓之舉。在他統領的新軍中，就算是真憑實據地查出是革命黨，他也隻是將這個革命黨革去軍職，然後給些盤纏，送出軍營。
在1904年時，革命黨人劉靜庵在密謀響應長沙的黃興起義中，不慎使一份黃興寄來的密信落入黎元洪手中。黎元洪看信之後，不但沒有逮捕劉靜庵，反讓他以生病為由辭去軍職，離營藏匿，同時通令所有此案的知情者，一律守口如瓶，不得泄密。
1909年，主筆《楚報》的革命黨人張漢傑，在揭發了湖廣總督陳夔龍貪贓枉法之後獲罪入獄，多虧黎元洪出麵為其說情，才得以從輕定罪，後來陳夔龍調走，黎元洪立即保釋張漢傑出獄。
1910年，革命黨人成立振武學社，後經查實，第21混成協中許多人都參加了。對此，黎元洪也未沒有嚴加懲罰。
正因為黎元洪的這些表現，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對黎元洪都十分感戴，認為他“廉謹寬厚，得士卒心，又敬禮文士，眾望歸之”，使他深得革命黨人的好感。在武昌起義前，湖北革命黨人中聲望很高的藍天蔚、吳祿貞等人都在北方，留在軍中的革命黨人，多是一些士兵級，人微言輕，不足以振臂高呼，指揮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