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10日，北京城裏到處張燈結彩，彩牌、彩壇，璀燦奪目、爭奇鬥豔，好一個節日的景象。熱鬧中、湧動的人流間，警察穿梭不停，在一些要道處，更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戒備格外森嚴。
曹錕在一大群文武官吏地簇擁之下，笑容可掬，歡快地走在鋪了黃土的路上。他由正陽門入中南海懷仁堂，去參加自己的大總統就職典禮。放眼麵前斂息靜氣的達官貴人，遙想早年冷眼嘲笑中的賣布生涯，曹錕心裏一時感慨不已。
“錕乃軍人，於政治上並無經驗，今依國人之重托，出而謀一國之福利，深思熟計，不勝兢惕！所私幸者，國家之成立，以法治為根基……”高台之上，曹錕侃侃而談，發表就職演說。
曹錕之所以要提“以法治為根基”，因為接下來他便公布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這部憲法，共有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條，與1912年孫中山頒布的《臨時約法》的原則一致，可稱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民主憲法。如果真能執行了，中國的社會，肯定會是另一番樣子。遺憾的是，這樣一部憲法，由於是接受了曹錕賄賂的那些議員先生製訂出來的，竟然也沾上了一個“穢”字，被人稱之為“穢憲”而予以蔑視。
令人費解的是：憲法可以因為製定的人品拙劣而遭人蔑視，純粹靠賄賂得到的總統卻沒有因其醜陋的行為而被推翻。曹錕在民國的大八總統中，真正行使總統權力的時間差不多是最短的，但卻絕不是因為他的行賄。
在那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亂世，一直以來，曹錕都麵臨一個最大對手張作霖的顛覆。早在他籌備賄選時，張作霖就破口大罵：“媽的個巴子，這曹錕就是個小醜，我們東北大佬絕不捧他！”
曹錕當選後，張作霖更是義憤填膺。自從第一次直奉大戰失敗後，張作霖一直埋頭厲兵秣馬、等待時機。這時，他看看自己的部隊，感覺已經是昔非今比、煥然一新，足可以與直係再論高低了。不過為了穩妥起見，張作霖還是尋覓四處，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盟軍和支持。
早在10月7日，中國國民黨就發表宣言，申討曹錕。10月9日，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主持會議，討論聲討曹錕有關事宜，並致電各國外交團，請他們不要承認曹錕這個總統。同時，孫中山還以大元帥名義下令討伐曹錕，通緝賄選議員，並通電段祺瑞、張作霖和盧永祥，要求大家一致行動。
而曹錕直係的內部，並不因為曹錕就任總統更加團結，卻是又一次更加地分裂了。
曹錕當上大總統，自然要給部下論功行賞。他任命吳佩孚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王承斌為直隸軍務督理兼直魯豫巡閱副使、齊燮元為蘇皖贛巡閱使、蕭耀南為兩湖巡閱使，封馮玉祥、齊燮元、王承斌、王懷慶等六人為上將軍，直係其餘大將，也都各有封賞。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時間，大家其樂融融。然而，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卻一人大權獨攬、專橫霸道，他不但要幹涉直係各將的職權，還對一些他看不慣的將領實施壓製和排擠。為了達到獨攬軍權的目的，吳佩孚提出要統一軍權於中央。
因為這樣一來，吳佩孚就可以借機隨心所欲地“削藩”，剝奪各省軍閥的軍權集中到自己手上。結果，弄得直係內部人心惶惶、怨聲載道。很快，就形成了以馮玉祥、齊燮元、王承斌為首的反吳“三角同盟”。
曹錕出於對吳佩孚的依仗，卻又隻能曲意地偏袒吳佩孚，這就造成了他與眾將領的隔閡與疏遠。曹錕費盡心機、搞歪門邪路當上總統後，反而是暗淡了他的政治生命之光。
麵對這麼多明明暗暗的盟軍和支持者，張作霖在一邊冷冷地觀望著、心中竊喜著，睜大眼睛，等待著最佳的時機到來，隨時準備伺機而動。
沒多久，這個機會終於來了，是由直係江蘇督軍齊燮元給的。
上海是全國稅收最多的一個城市，對一個督軍，自然是頗有誘惑力的。作為江蘇的督軍齊燮元，看著臨省的浙江督軍盧永祥在任上賺得缽滿盤盈，心裏很不是滋味。如今是直係的天下，肥肉卻掉進了皖係浙江督軍盧永祥口裏，這實在不像話。他要把這塊肥肉奪過來。不久，他找到一個借口。
1924年4月，齊燮元以盧永祥收編皖係藏致平、楊化昭兩部違反“浙江和平公約”為由，要求討伐盧永祥，奪取上海。在得到曹錕的允許之後，於9月8日，發起了對浙江的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