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民甘肅邊郡
移民實邊始於秦代。漢高祖剛即帝位就下詔：“諸侯子在關中者複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鼓勵複員的軍人留在秦隴地區，以充實這裏的人口和勞動力。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晁錯針對西北邊境的形勢提出“募民實邊”的措施，建議使用免稅、賜爵、贖罪、給以配偶等優厚的待遇，招募內地郡縣奴婢、罪人和平民移居邊境地區，讓他們平時居住耕作，修城挖溝，匈奴騎兵侵擾時則人自為戰，保衛家園。晁錯的建議為漢文帝所采納。自此，開始招募內地民眾到邊地家居墾耕。
漢武帝時，通過軍事行動，漢軍占領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區，又將廣袤的河西走廊變成了漢的新辟疆土。這兩塊地方本來就地廣人稀，匈奴被打敗後，於是“地空”。這兩塊地方，既是反擊匈奴、斷其右臂的前線，又氣候溫和，有大片適於農作物生長的肥沃土地。為了鞏固對這些地方的占領，加強邊防建設，為抗擊匈奴的大軍提供物資和糧草，漢朝大量向新秦中、河西移民。
漢武帝時期向今甘肅地區的移民主要有五次。
第一次是元狩三年（前120年）向關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移民70萬人。史載：“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原來，元朔二年（前127年）正月，漢軍收複河南地，設置朔方郡和五原郡。當年夏天就已“募民徙朔方十萬口”。這次移民的目的地一為關以西，二為朔方以南新秦中。所謂關以西，所指何關，無任何資料說明。但秦漢時所謂關東、關西之關皆指函穀關。函穀關以西，主要指今陝西、甘肅和寧夏諸省。朔方以南新秦中，如淳注釋道：“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由上，可以說這次移民的目的地，包括了今甘肅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隴山東西及北部一帶。漢朝的這次移民可以視為救災式的移民。此前一年山東（太行山以東，含今河南、河北、山東等省）發生水災，災民甚多，武帝派使者將當地的糧食倉庫全部打開，賑濟貧民，還是不夠。又號召富人拿出糧食貸給貧民，也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正好新秦中等地需要充實人口，於是朝廷實行了這一次大規模的移民行動，將山東的70多萬人遷移到西部地區。這次移民的衣食供給完全由國家包幹，而且派遣朝廷的使者，分部將他們護送到遷移之地。當時，從山東到關西冠蓋相望，人數很多，頗為壯觀。國家為這次移民活動花費了以億計的經費。
這次移民，《漢書·武帝紀》係於元狩四年冬，言：“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初算緡錢。”我們知道，上引《平準書》一段文字，《資治通鑒》係於元狩三年，司馬光是通過充分考證才做出如此判斷的。70多萬人的移民工作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內就能完成。而《武帝紀》所言，乃因移民花費經費過大，而有司提出的彌補經費缺口的辦法。所言移民遷徙地名，倒可以補《平準書》之不足。所說隴西、北地、西河、上郡皆為“長安已西、朔方已南”的地域範圍，與我們上文的判斷並無矛盾。隻是“會稽”這一個遷移地，史書並無其他文字，不好細說。但因其距離關東更遠，所遷人口的數量當不是很大。
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始築令居以西向河西的移民。元狩二年漢軍占領河西，武帝聽從張騫意見，想勸說烏孫“東居故地”，以填補河西人口的空白。在張騫出使的同時，漢朝開始向河西地區移民。史書稱“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這次移民規模可能不大，因為漢武帝將充實河西的希望正寄托於烏孫。
第三次是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這是一次懲罰性移民，就是將全國各地為非作歹、奸險狡猾的官吏和平民全都遷徙到邊境地區。甘肅是當時的邊境地區之一，故而也是這次的移民地。據《漢書·地理誌》所載河平元年各郡人口數統計，全國人口總數為59594978人，若奸猾人數占總人口的3%，也達到1787849人。當然南北邊地很多，若往甘肅地區移民占其中的1/10，也有近18萬。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率步卒5000出居延，北行30日，至浚稽山被匈奴單於3萬騎兵包圍，戰不利。“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複戰，斬首三千餘級。”這裏所說的“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恐即指元狩五年所徙“天下奸猾吏民”中的人。
第四次移民是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向河西的移民。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想勸說烏孫東歸，由於烏孫國內正因昆莫次子與長孫對立而鬧得不可開交，昆莫窮於應付，沒有辦法答應張騫要其東歸故地的要求。元鼎二年張騫使西域還，向武帝報告了出使西域的情況。漢武帝眼看“渾邪地空無人”已數年，新建的河西郡縣人口等太少，於是，元鼎六年，漢軍又一次發動清除河西等地匈奴殘餘的軍事行動，然後實施向河西的移民。史書稱：“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裏，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這次移民的數目，史書上沒有記載，但漢朝既然要在河西設置四郡數十縣，幾萬人口是無法“實之的”，所以其數量應在10萬以上，是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敦煌著名大姓索氏就是這一次遷到敦煌的。敦煌文書P.2625《敦煌名族誌》“索氏”條記載：
漢武帝時，太中大夫索撫、丞相趙周直諫忤旨，徙邊，以元鼎六年從钜鹿南和遷於敦煌。
第五次是平帝元始二年（2年），改安定呼池苑為安民縣，招募貧民遷移於此。《漢書·平帝紀》載：“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裏，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安民縣，顏師古注為：“中山之安定也。”查《漢書·地理誌》西漢時無安民縣，卻有三個安定：一為安定郡，治高平，今寧夏固原，屬地包括今甘肅平涼及慶陽部分地區；一為安定郡之安定縣，治今甘肅平涼市涇川縣水泉寺村；一為巨鹿郡之安定侯囯，在今河北深州市西。要辨明設縣以安民的安定縣並不困難。據《漢書·王子侯者年表下》安定侯國係燕剌王子劉賢於本始元年（前73年）七月的封國，至第三代侯劉昱時才被廢。既然以平帝時郡縣情況為依據的《地理誌》仍稱巨鹿之安定為侯國，則此處不可能是國家牧馬苑，更不可能改苑為縣。另外，西漢的牧馬苑為文景時始建，據《漢官儀》卷上，“牧師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巨鹿屬冀州刺史部，不在西或北，也不在邊境地區，不可能在那裏設牧師苑。敦煌懸泉漢簡 Ⅱ90DXT0115①：1號簡文雲：
明昭哀閔百姓被災害，困乏毋訾，毋以自澹（贍），為擇肥壤地，罷安定郡呼池苑，為築廬舍。
漢簡證明《平帝紀》中“安定呼池苑”中安定乃郡名，而非縣名。三十六苑之一的呼池苑設於安定郡。平帝時，朝廷將呼池苑撤銷，改設為安民縣，用以安置遭災荒的貧民，故而書中稱為安民縣。這次招募了多少人遷徙到安定縣去，史無明文。從當時安定郡“戶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縣二十一”來看，該縣移民恐在5000人左右。
向甘肅各地的小規模移民也不少。當時遷徙的主要對象有“關東下貧，或以抱怨過當，或悖逆亡道，家屬徙焉”等。
“關東下貧”就是中原地區生活無著落，生存不下去的貧苦農民，他們占據了移民的大多數。一般說來，農民的鄉土意識濃厚，“安土重遷”，隻要還能生存下去，就不會遷徙。這些移民大都是遇到嚴重自然災害或家庭遭遇重大事故，生活無著時，才願意遷移到荒無人煙且充滿危險的邊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