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與練習】
一、馬克思認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應遵循哪兩個方麵的原則？
二、我們應如何嚐試去設計人生、規劃未來，選擇我們的職業？你認為馬克思這篇文章對當代大學生選擇職業有什麼啟示意義？
三、聯係實際思考：怎樣選擇適合自己個性的職業？
紅樓點滴［1］
張中行紅樓點滴一
民國年間，北京大學有三個院：一院是文學院，即有名的紅樓，在紫禁城神武門（北門）以東漢花園（沙灘的東部）。二院是理學院，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後改名景山東街）路北，這是北京大學的老居址，京師大學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學院（後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一個橫長條。民國初年建造時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後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於是許多與文有關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這裏來進進出出。其中最為大家所稱道的當然是蔡元培校長，其餘如劉師培、陳獨秀、辜鴻銘、胡適等，就幾乎數不清了。人多，活動多，值得說說的自然就隨著多起來。為了把亂絲理出個頭緒，要分類。其中的一類是課堂的隨隨便便。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兼容並包和學術自由。這風氣表現在各個方麵，或者說無孔不入，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課堂。課堂，由宗周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雖然規定並不這樣說，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這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出於幾方麵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授，所講雖然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卻是名聲在外。這是一方麵。有些年輕人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願意求學，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是不入流的，也願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於是都踴躍地來旁聽。這也是一個方麵。還有一個方麵是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說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麵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但這就給旁聽者創造了大方便，因為都漠不相關，所以非本班的人進來入座，就不會有人看，更不會有人盤查。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這模模胡胡，有時必須水落石出，就會近於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的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才知道選課的隻有我一個人。還有一次，聽說是法文課，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教師當然很惱火，問管注冊的，原來是隻一個人選，後來退了，管注冊的人忘記注銷，所以便宜了旁聽的。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我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如“黨義”；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可以不重複；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少；等等。這類不上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麵，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於常上課的是親近，對於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麼辦？辦法是求管點名（進課堂看座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鑽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後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隻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後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後，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說是空氣，無聲無臭，卻很厲害。比如說，許多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藍布長衫，學生，即使很有錢，也不敢西服革履，因為一對照，更慚愧。其他學問大事就更不用說了。
時間不很長，我離開這個隨隨便便的環境。又不久，國土被侵占，學校遷往西南，同清華、南開合夥過日子去了。一晃過了十年光景，學校返回舊居，一切支離破碎。我有時想到紅樓的昔日，舊的風氣還會有一些嗎？記得是1947年或1948年，老友曹君來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每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最後一次，講雜建築，應該去聽聽。到時候，我們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裏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麼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人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有一個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講台下作一個大揖。聽講的人報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來，想到北京大學未改舊家風，心裏覺得安慰。
紅樓點滴二
點滴一談的是紅樓散漫的一麵。還有嚴正的一麵，也應該談談。不記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課鼓勵學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臘亞裏士多德改變業師柏拉圖學說的故事，有人責問他不該這樣做，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紅樓裏就是提倡這種精神，也就真充滿這種空氣。這類故事很不少，說幾件還記得的。
先說一件非親曆的。我到北京大學是30年代初，其時古文家劉師培和今文家崔適已經下世十年左右。聽老字號的人說，他們二位的校內住所恰好對門，自然要朝夕相見，每次見麵都是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課之後就完全變了樣，總要攻擊對方荒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記探原》和《春秋複始》都有北京大學講義本，劉著作更多，早逝之後刊為《劉申叔先生遺書》，可見都是忠於自己的所信，當仁不讓的。
30年代初，還是疑古考古風很盛的時候；同是考，又有從舊和革新之別。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在學校講中國哲學史，自然也是上卷。順便說個笑話，胡還寫過《白話文學史》，也是隻有上卷，所以有人戲稱之為“上卷博士”。言歸正傳，錢賓四（穆）其時已經寫完《先秦諸子係年考辨》，並準備印《老子辨》。兩個人都不能不處理《老子》。這個問題很複雜，提要言之，書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麼時代的？胡從舊，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於孔子；錢破舊，二“老”成為年輕人，晚到戰國，略早於韓非。胡書早出，自然按兵不動，於是錢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一次相遇於教授會（現在名教研室或教員休息室），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爭執也有不這樣輕鬆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來自革新的一麵，而是來自更守舊的一麵。那是林公鐸（損），人有些才氣，讀書不少，長於記誦，二十幾歲就到北京大學國文係任教授。一個熟於子曰詩雲而不識abcd的人，不讚成白話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開寫信反對；但又不能唾麵自幹，於是把滿腹怨氣發泄在課堂上。一次，忘記是講什麼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麵孔走上講台。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列舉標點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側打一個杠子（案即專名號），“這成什麼話！”接著說，有一次他看到胡適寫的什麼，裏麵寫到他，旁邊有個杠子，把他氣壞了；往下看，有胡適自己的名字，旁邊也有個杠子，他的氣才消了些。講台下大笑。他像是滿足了，這場缺席判決就這樣結束。
教師之間如此。教師學生之間也是如此，舉兩件為例。一次是青年教師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另一次是胡適之講課，提到某一種小說，他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個同學張君，後來成為史學家的，站起來說，有人說過，見什麼叢書裏的什麼書。胡很驚訝，也很高興，以後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這種站起來提問或反駁的舉動，有時還會有不禮貌的。如有那麼一次，是關於佛學某問題的討論會，胡適發言比較長，正在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一個姓韓的同學氣衝衝地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胡說：“我這方麵確是很不行。不過，叫我講完了可以嗎？”在場的人都說，當然要講完。因為這是紅樓的傳統，堅持己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己見。根究起來，韓君的主張是外道，所以被否決。
這種堅持己見的風氣，有時也會引來小麻煩。據說是對於講課中涉及的某學術問題，某教授和某同學意見相反。這隻要能夠相互容忍也就罷了；偏偏是互不相讓，爭論起來無盡無休。這樣延續到學期終了，不知教授是有意為難還是選取重點，考題就正好出了這一個。這位同學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閱卷，自然認為錯誤，於是評為不及格。照規定，不及格，下學期開學之後要補考，考卷上照例蓋一長條印章，上寫：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為照規定，補考分數要打九折，記入學分冊，評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點，勉強及格。且說這次補考，也許為了表示決不讓步吧，教授出題，仍是原樣。那位同學也不讓步，答卷也仍是原樣。評分，寫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還要補考，仍舊是雙方都不讓步，評分又是六十。但這一次算及了格，問為什麼，說是規定隻說補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考還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於是以失敗告終。
紅樓點滴三
點滴一談散漫，二談嚴正；還可以再加一種，談容忍。我是在中等學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深知充任中學教師之不易。沒有相當的學識不成；有，口才差，講不好也不成；還要有差不多的儀表，因為學生不隻聽，還要看。學生好比是劇場的看客，既有不買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權利。戴著這種舊眼鏡走入紅樓，真是麵目一新，這裏是隻要學有專長，其他一切都可以湊合。自然，學生還有不買票的自由，不過隻要買了票，進場入座，不管演者有什麼奇怪的唱念做，學生都不會喊倒好，因為紅樓的風氣是我幹我的，你幹你的，各不相擾。舉幾件還記得的小事為證。
一件，是英文組，我常去旁聽。一個外國胖太太，總不少於五十多歲吧，課講得不壞，發音清朗而語言流利。她講一會總要讓學生溫習一下，這一段空閑，她坐下，由小皮包裏拿出小鏡子、粉和胭脂，對著鏡子細細塗抹。這是很不合中國習慣的，因為是“老”師，而且在課堂。我第一次看見，簡直有點愕然；及至看看別人，都若無其事，也就恢複平靜了。
另一件，是顧頡剛先生，那時候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禹貢》之類。顧先生專攻曆史，學問淵博，是疑古隊伍中的健將；善於寫文章，下筆萬言，凡是翻過《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嗇，與其角者缺其齒，口才偏偏很差。講課，他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吃吃一會，就急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寫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無論如何，較之口若懸河總是很差了。我有時想，要是在中學，也許有被驅逐的危險吧？而在紅樓，大家就處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專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為他是一樁公案的判決者。這是有關《紅樓夢》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紅樓夢》，早期有“索隱”派，如王夢阮，說《紅樓夢》是影射清世祖順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給冒辟疆的董小宛。這樣一比附，賈寶玉就成為順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說來活靈活現，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聲不響，寫了《董小宛考》，證明董小宛生於明朝天啟四年，比順治大十四歲，董小宛死時年二十八，順治還是十四歲的孩子。結果判決：不可能。我是懷著看看這位精幹厲害人物的心情才去聽他的課的。及至上課，才知道，從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幹，又不厲害。身材不高，永遠穿一件舊棉布長衫，麵部沉悶，毫無表情。專說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上課鍾響後，他走上講台，手裏拿著一本講義，拇指插在講義中間。從來不向講台下看，也許因為看也看不見。應該從哪裏念起，是早已準備好，有拇指作記號的，於是翻開就照本慢讀。我曾檢驗過，耳聽目視，果然一字不差。下課鍾響了，把講義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間，轉身走出，還是不向講台下看。下一課仍舊如此，真夠得上是堅定不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