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山東大學教授
黃萬華
在外來影響下催生的五四新文學，在其運行機製上形成了一種“本土”自足體係。它分別以20年代的北京和30年代的上海為中心，感應著中國內地社會的變動，吸引著作家，輸出著文學。而這種吸納和輸出，不僅明顯有著“中心”和“邊緣”之分，而且都基本運行在中國大陸本土。雖然間或也有新文學作品被譯成外文“輸出”，但新文學對於自身如何“走向”世界並不十分關心，跟世界文學的關係還停留於單向的吸納上。
然而，1937年開始的全麵抗戰打破了上述文學本土自足體係。從傳播空間上講，五四的北京、30年代的上海這樣單一的文化中心已不複存在（也應該看到，戰時的北平、上海還是構成了華北、華中地區文學的某種中心）。早在1939年2月，鬱達夫在給柯靈的一封信中就指出：“現在我們的文化中心點，是分散在西南、西北的各地了；譬如重慶、昆明、成都、延安、蘭州、迪化、貴陽、西康等地，都有大批的工作者及機關團體，在那裏辟荒開路，預將19個月中被外來劊子手所毀滅的諸種文化種子和果實，重新栽培發揚起來。”這種多個文化中心的建立，是一種文化遷徙中的播傳過程。北平、上海淪陷，武漢、廣州取而代之；武漢、廣州淪陷，重慶、桂林、香港取而代之，甚至福建永安那樣的偏僻小城也承擔起某種中心的任務。在一站一站的傳遞中，“外來”文化和地域文化進行著多重疊合，共同完成著民族文化的戰時積累。到戰爭中後期，文化多中心機製得到了較平衡的運行，多中心以多種形態存在於戰爭環境中。
一種是以政治體製的主導力量和作家創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構築成的文化中心，例如延安地區。毛澤東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規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想、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的結合，聚合起眾多外來作家、本土作家的創作力量，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構築了一種在權力體製內運行，並有效地服務於政治的文學建製。在這種文學建製內，作家第一次得到了“黨的工作者”的身份確認；工農兵讀者，尤其是農民讀者，被確認為最重要的服務對象，而他們擁有的文化資源，則被確認為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泉源；報刊、出版社（新華書店）作為黨的工具而存在。黨的文藝政策的親民性和文學建製各構成因素在黨的文藝政策上的一致性，使延安文學建製的運行極其順暢、有效，尤其是農村民間文化資源有效開掘而導致的文學民族化、大眾化的成功實踐，使延安成為戰時中國最富活力的文化中心。
另一種是在政治體製的主導力量跟作家創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文化中心，這自然是指重慶、成都等地。戰時國共兩黨的合作局麵使陪都重慶有可能容納進步的，乃至左翼的文學力量，國共兩黨的文化政策均有所調整，大體上都關注民族文化的重建。從抗戰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廳到中後期的文化工作委員會，進步的左翼的文化人士對文化權力資源還是有著一定的掌握。但國民黨政權的專製性決定了它跟追求思想、心靈自由的作家主體總處在緊張對峙的狀態。這種抗衡性的存在和它的限度為現實主義提供了文學建製的空間，暴露諷刺創作、曆史題材創作各有其棲身之地，國統區文學由此成為戰時現實主義文學的中心。
再一種是主要依靠內遷的學院文化、學術力量而形成的中心，如昆明、桂林等地。當時內遷的高校采取戰時聯合辦學的形式，又吸納四方人士，將原先文化背景各異的高校學術力量聚合在一起，戰時環境又削弱了政府體製化力量對高校的箝製。“新移民”的生活姿態、“書說”的人生方式，“哲思”的創作走向在相對穩定的大後方環境中結合而產生深厚的文學力量，而學院探求學理（真理）的精神內核使這種文學力量得以充分發揮。西南聯大師生相承的創作取向及其業績遠甚於五四時期和30年代一些高校作家群，成為最有世界視野同時傳承中國文化最用力的創作存在。而且跟五四時期，30年代校園文化與同時期主流意識形態聯係密切的情況有所不同，西南聯大等戰時高校學術力量雄厚，卻未處於戰時政治的中心地區，這使其更注意文化的傳承，而其創作也疏離政治意識形態而別有文化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