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川外語學院教授
林克勤
18世紀末、19世紀初無線電廣播的發明和使用在對外宣傳史上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雙方不僅在海、陸、空展開激烈戰鬥，而且在宣傳領域互相角逐，而承擔這一使命的工具就是廣播。各交戰國把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移植到這個領域，並根據廣播的特點創造了種種新形式，提出了各種理論。因此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國際廣播大發展的時期。1939年從事對外廣播的國家有27個，而到1945年已增加到55個，播音的語種和時間也大大增加。美國宣傳問題專家羅樂曾經說：“在我們這一代，觀念能驅使人民推翻政府、麻痹據守在水泥工事後麵的軍隊，廣播已成為征服的絕頂重要的工具了。”其宣傳效果不比槍彈那樣具體和立竿見影，然而其潛移默化的作用是無可估價的。這就是抗戰時期國民黨當局稱之為“第四戰線”的戰鬥，即海、陸、空之外的“廣播戰”。在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作為當時中國政府唯一成熟的廣播宣傳工具，發揮了抗日救亡、團結人民、不懼犧牲、爭取外援的作用。尤其是在遷都重慶後，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的宣傳電波更成為中國軍民的“精神堡壘”，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稱之為“重慶之蛙”。本文試圖通過對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誕生發展和八年陪都歲月抗日宣傳活動的回顧，分析該時期國共兩黨攜手抗日在廣播宣傳中所體現出的陪都風骨和民族精神。
一、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成立始末
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無線廣播電台，簡稱中央廣播電台，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電台，業內人士都稱之為“央廣”，而最早組建並一直領導“央廣”的就是國民黨元老、實權派人物陳果夫。
無線電傳入中國以後，當時國內多是外商主辦的電台，陳果夫有一次聽到上海開洛公司的廣播後，深感其政治宣傳之價值。他認為，用無線電廣播作宣傳與教育，比辦報要得力得多。因為辦報要受識字人數的限製，而當時識字人數並不多，而廣播則不論識字與否都能聽懂，而且較少受距離的限製，不論遠近都能立即到達。因此，他開始著手建台，原計劃在廣州建立電台，並從黃埔軍校中選拔了30名學生，設班訓練。但由於當時廣東革命政府經費緊張，未能付諸實施。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國民黨高層深感“主義急於灌輸，宣傳刻不容緩”。1928年2月，陳果夫聯合葉建傖、戴季陶等中央委員，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提議設立廣播電台，獲得一致通過。3月，陳果夫得到報告，有人在上海定了一架500瓦特的廣播機，還沒有付定洋，如果要買可以先定下。當時，蔣介石下野還沒有複職，大部分中央委員也不在南京。但陳果夫認為這家廣播機正是中央急需的宣傳工具。因此，他當機立斷，自己設法借了7000兩白銀付了定洋。後來在中常委會上追認準予通過。以後，由陳果夫陸續設法墊付關銀1.9萬兩，向上海美商開洛公司訂購500瓦特電力的中波播音機設備，包括5000瓦汽油發電機的電源，兩座140尺高的自立式鐵塔和室外發音設備。1928年8月1日，中央廣播電台（呼號XKM，其中X是國際無線電台公會為中國廣播電台專用的字母，KM代表國民黨）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和開播典禮。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等人出席開幕式。這次開幕式也是首播式，“央廣”將會議實況轉播出去，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致詞，戴季陶、陳果夫相繼演講。這座電台雖然是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電台，但由於電力緊張，電波僅局限於東南一隅。陳果夫等人也認識到，中國廣播業剛剛起步，與先進國家相比還相差很遠，必須加大中央電台的電力。
1932年孫中山誕辰66周年紀念日，一座功率為75千瓦的新廣播電台正式在南京江東門外北河口的新址開播，到會的國民黨中央要員、中外來賓和記者達1000多人，凡有收音機的地方卻被圍得水泄不通。新台呼號為XGOA，這座新建的廣播電台被稱為“東亞第一，世界第三”，電波遍及海內外，當時日本大為震驚，因為其國內僅有10千瓦的電台5座，其全國電台的電力總和還不及我國一座。“央廣”的廣播對日本具有相當影響力，夜間該台的廣播於日本九州、東京均可以收聽到，並對福岡放送局產生嚴重幹擾。“央廣”當時與福岡放送局的頻率僅相差1.8kc，但福岡放送局電力隻有500瓦，地方聽眾便無法收聽地方廣播。由於居民都不清楚“央廣”的廣播節目來自何處，因此日本將此廣播稱為“怪放送”，一時引起騷動。“央廣”成立後遇有重大活動都做到現場直播。如1929年5月，孫中山靈柩由北京運來南京舉行“奉安大典”期間，“央廣”除在廣播中宣傳外，還裝置迎靈宣傳列車，沿途到站宣傳，播放哀樂，宣傳孫中山一生事跡，宣講三民主義。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央廣”曾邀請一些愛國將領作廣播講話，宣傳抗日，號召全民抗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愛國將領馮玉祥曾多次到電台作廣播講話，呼籲全民團結抗日。1948年3月國民黨召開首屆國民大會，4月19日舉行總統大選，“央廣”都進行了實況轉播。
“央廣”成為黨國喉舌後，陳果夫牢牢掌握了對電台的控製權，其骨幹多是出身上海交大、留學歐美的機電專業人士。1936年2月6日，國民黨中常委會議決定設置“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作為國民黨管理全國廣播事業的決策機構，全國所有的民營、公營電台都受該會的監督和管理，陳果夫任主任委員。這個機構是由中央廣播事業處、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交通部、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各派代表一人組成。由於牽涉到的部門很多，誰都很難控製。可是，由於陳果夫是創立廣播事業的元勳，又是黨國元老，他始終牢牢控製著這個機構。這座黨國喉舌的曆任領導骨幹都與二陳和後來的“中統”關係密切，首任“央廣”主任是徐恩曾，後來的中統特務頭子，第二任電台主任是吳道一，這些人都與陳氏兄弟有著密切的關係。
抗戰爆發前，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共開過五次會議，每次會議都由陳果夫親自主持，規劃全國廣播電台係統及設置辦法，征收全國收音機執照費等。自中央電台成立以後，廣播事業逐漸為社會重視，各公營、民營電台創辦的也越來越多。1934年，僅上海一地就有電台54座，由於周率、呼號等沒有統一的標準，各電台互相幹擾的現象很普遍，極不利於廣播事業的發展。但指導委員會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審查廣播節目內容上。1936年2月20日，委員會發布命令，要求各地公營和民營電台必須從每天晚上8點到。9點05分轉播中央廣播電台節目（星期天除外）。1936年10月28日，《指導全國廣播電台播送辦法》在全國頒行，要求凡是屬於宣傳、教育、演講的內容，公營電台應該占多數，民營電台也不能少於40%，更為具體的是，各電台必須把製定的每期節目表送到指導委員會審查，每天播送節目的標題和主持人姓名，除轉播中央電台節目之外，也要提前報指導委員會審閱。
1936年5月，“央廣”加入政治國際廣播公會，6月，由吳道一赴瑞士參加該會。這是中國廣播事業以獨立姿態邁入國際社會的開始，也為抗戰時期的對外宣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陪都八年中的“重慶之蛙”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會戰失利、南京蒙塵之際，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首次正式提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借以爭取戰略退卻之主動地位，力避全盤潰敗之憂。次日，國民政府舉行國務會議，決定接受提議，遷都重慶。
建台以來，廣播電台一直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是重要的戰爭宣傳工具。1937年底國民政府從南京一撤退，事先已得到充實的長沙廣播電台即暫時接替“央廣”進行播音，接著便在武漢加強廣播電台的建設，而更長遠的眼光已落在重慶，準備在那裏建立功率強大的電台。
1937年底至1938年初，重慶還處於一片忙亂之中，中央廣播電台即在上清寺中央黨部新址範莊附近將聚興村6號租為辦公室。由於戰爭的逼近，人們迸發出巨大的力量。前後隻55天，從南京、武漢運抵的設備就裝配成一部10千瓦中波發射機。1938年3月10日，新的“黨國喉舌”在上清寺重慶牛角沱陶瓷職業學校舊址恢複播音，播音語言有國語、英語、蒙語、藏語、回語、廈門語、粵語等。至1944年初，除去專作國際宣傳的35千瓦短波電台外，共有兩個中波、兩個短波同時播送，總功率為31.5千瓦。
這座“黨國喉舌”在抗戰時期的輝煌之處是建成了功率強大的短波“國際廣播電台”，功率達35千瓦，到1945年6月抗戰勝利前夕，已加強為45千瓦。
這座空前強力的短波電台的出現，使得短波廣播、國際宣傳頓時改觀，大大彌補了中波廣播的不足，它根據國際時差以及不同的季節，采用幾種定向天線，向國內、北美、歐洲、東亞、南洋、印度等廣大區域分段廣播。強大的音波傳向四麵八方，這使得日本方麵極為震驚，不得不嚴禁淪陷區的民眾收聽短波廣播。這座電台的英文名字叫TheVoiceofChina（中國之聲），主持工作的是我國第一位到達北極並進行科學研究的“央廣”總工程師馮簡。
“央廣”是當時名流薈萃、要人群集的地方，特別是作為陪都的重慶又是大量國際機構和國際人士駐紮和活動的所在。“央廣”開播時屈居於陋室之中有礙觀瞻，又不利於工作。所以，國民政府剛在重慶立定腳跟就著手建設“廣播大廈”，選址在上清寺聚興村火燒坡。1938年開始興建，在空襲中邊炸邊建，至1940年底徹底竣工。這座大廈共三層，在當時不但是廣播電台的中心，也是許多政治文化、社會活動的場所。從此，“央廣”便在重慶渡過了八年血與火、犧牲與抗爭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