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拓殖大學政經學院教授
口裕子
前言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與中國進入了戰爭狀態。蔣介石於7月19日發表聲明稱：一旦到了“最後關頭”必定傾全體國民之力進行抗戰。同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前麵的聲明中，蔣介石提出：一旦抗戰打響，則在時間與形勢上“都將無法尋求和平解決方法”。但蔣介石本身並非完全不想與日本建立和平關係。當時的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抱有？不信任和厭惡感，這成為他傾向對日和平調停的動機之一。在中國反日情緒日益激化的同時，日方則在中日戰爭開始後馬上著手和平調停工作。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為止，有許多人物經由各種途徑嚐試參與了和平調停工作。但在這些人物之中，正式外交官主持的調停卻非常罕見，可以說隻有時任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參與調停，時任的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也參與了對錢永銘的調停工作。關於陶德曼的調停工作，由於近年來德國方麵的資料公開，也開始備受人們關注。相比之下錢永銘的調停工作，受注目程度就非常低了，但畢竟是日本外務大臣親自主持的罕見調停，同時也是有希望進入正式交涉和少數和平調停之一，因此應該更加受到人們的關注。
作為錢永銘調停的工作，毫無疑問也是鬆岡外交的一部分。我們從錢永銘的調停工作入手，能夠注意到以前並沒有關注過的鬆岡外交的另一個側麵。雖然和平調停最終是失敗了，但鬆岡當時是抱有一定的期待。提到鬆岡外交，總會讓人想到國際聯盟的退出和三國同盟的締結，使人們對他留下戰爭元凶的印象。如果要討論鬆岡外交的真正意義，就有必要注意到他同時也參與過中日和平的調停工作。外務大臣鬆岡所期待的這次調停之所以沒能成功，其背後隱約能看出鬆岡當時所處的狀況，要分析這個狀況，就要對當時想要發動戰爭的日本政府本身內部進行研究。本文將從以下幾點問題出發，圍繞鬆岡外相主持的對錢永銘調停工作，對鬆岡外交進行研究。
一、鬆岡洋右與中國
說到日本外交史上的鬆岡洋右，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在滿洲事變後，以首席全權身份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並發表退出聯盟宣言的政治家，也就是促成後來的德意日三國同盟簽訂的日本外務大臣。這些事件都是將日本導向戰爭的重要轉折點，換句話說，他的外交把日本帶向了戰爭之路。就這幾點來看，鬆岡外交無疑會遭到激烈的批判。由他帶領日本走向戰爭這點來看，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好戰的”，但在鬆岡身邊的人們口中，他則更偏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而實際上，他本人申請外交官職務時的誌願是：“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外交來讓日本走向發展的道路”，他在擔任駐北京公使館二等書記官時，曾因為日本軍隊靠武力威脅中國而憤怒地對武官們大罵：“武力解決就是否定外交”。
鬆岡還給人有酷愛使用“滿蒙乃日本生命線”一說的典型的“大陸派”外交官，有締結三國同盟外相身份而得來的“樞紐派”等印象，但這些稱呼都不足以概括鬆岡的全部。應該說，鬆岡外交的核心一直都是偏向日、中、美三國關係上的。這三個國家對鬆岡來說都有特別的意義。其中，美國是鬆岡度過了少年時代的國家，為此鬆岡擁有同時代的日本人中，非常寶貴的留美經驗和出色的英語能力，因此，他自然有一套對美國的獨特見解。
另一方麵，在鬆岡還是一名年輕的外交官時，他就已經非常關心中國，在工作方麵也與中國打得交道最多。鬆岡的外交官生涯從中國上海開始的，之後，他成為關東都督府第一代外事課長，這加深了他對滿蒙的關心。他在這個時期的後藤新平與山本條太郎對後來“大陸派”外交官鬆岡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而鬆岡本身似乎並沒有一輩子做外交官的意思，1908年12月他被派往比利時任職，當時是為了選拔優秀人才到歐洲留學進修，但他卻推辭了，選擇留在中國任職。鬆岡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對清末中國的前途抱有非同一般的關心，認為中國必定爆發革命，覺得中國的革命更值得學習。在他辭去外務省工作以後，以理事的身份進入滿鐵，曾經擔任過滿鐵副總裁、總裁等職。也就是說，鬆岡的工作以中國為中心，而在中國任職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滿洲問題，自稱是中國通。而對與他有著最深淵源的滿洲，他必定也有著特別深刻的思考。後來他在拿幣原喜重郎與自己比較時說道：“幣原先生是不了解支那的人，因為他沒有真正的看過支那……，我的足跡幾乎遍布支那全境……，我借助這些經驗思考著支那，思考著滿蒙……。在國家看來滿蒙無疑是生命線……，對支那的貿易在國家的角度上講也是非常重要的……。幣原先生試圖將二者調和起來，說得難聽點，就是做事情太貪心。就像俗話所說的，逐二兔者不得其一，支那問題變得完全無法解決了……。我認為應該專注滿蒙問題，一心一意的努力，至於南支、中支的貿易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犧牲掉。如果這十年間專注滿蒙問題，而不顧及其它問題，那麼有關支那的問題就會必然迎刃而解了”。
1925年直奉戰爭後，日本疲於對應奉係軍閥的內部政治變動，其時已離開外務省成為滿鐵理事的鬆岡，給堅持不幹涉中國內政立場的外務大臣幣原遞交了意見書。鬆岡在意見書中表明“支那問題可說是一個生命問題”，提出為了維護和發展在滿蒙的權益，日本政府必須努力維持滿蒙的秩序，而且這與幹涉中國內政完全是兩碼事。在鬆岡看來，中國固然擁有滿洲的主權，但日本政府也有必要盡力維持其秩序。鬆岡對滿蒙的這種看法，基本上是一生都沒有改變過的。這樣的想法與日俄戰爭後日本人的一般想法相近，而幣原從不幹涉中國脫內政的立場問題和滿洲問題的想法，在當時反而是非常罕見的。但在研究之後的曆史就會發現，不顧一切地推行鬆岡的想法帶來了諸多問題。而每當日本政府企圖改善這些問題，就越來越深陷入戰爭的泥潭當中，最終也就無法脫身了。
二、外相的就任與對重慶和平調停
1939年3月，鬆岡辭去了滿鐵總裁一職，但他第二次就任近衛文？內閣的外務大臣已經是1940年7月22日的事情了。據說當時日本方麵針對重慶的和平調停工作有17起之多，都缺乏統一性和確實性。當時在中國方麵，國民政府內部也有人參與了其中的幾起和平調停工作。但因為日方的和平條件過於苛刻，再加上以近衛“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談判方式，使得和平交涉遇到了巨大的阻礙，和平的實現越來越遙不可及。當時汪兆銘已經離開重慶，於同年的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汪兆銘政府。但非常明顯的是，若要平息中日戰爭實現完全和平，需要的不是南京政府，而是蔣介石的重慶政府。鬆岡充分理解了這個事實，把與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和平調停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
在組閣之前，近衛在自己的私邸招待鬆岡外相、東條英機陸相、吉田善吾海相等各閣的候補成員進行了會談（東京荻？會談）。鬆岡在會談上提出原案，與會成員進行了討論。鬆岡在會談中強調：在“支那事變的處理”和對應世界新形勢等問題上，有必要讓日本外交一元化。在經濟活動等方麵，除去為維持軍隊生存而必須由軍隊掌握的必要事務之外，“一切事物均由政府進行一元化管理”。而其中之一就是要把針對中國的和平調停工作，交由外務省進行一元化操作，陸軍及其他軍隊的活動都劃歸外務省統一分配。鬆岡說：“不經我的手來做，本該實現的和平就無法實現。另外，即使派遣大軍進入中國，日本政府不按照我的話來做，蔣介石肯定也是不會輕易妥協的，陸軍搞的膚淺外交必須要全麵停止”。
但是，從東京荻？會談決定來看，關於“支那事變處理”，要“把重點放在作戰的全力支援和對各個勢力的阻擾”上，為了擴大成果，必須執行“針對支那內部的各個政治方針”，日本政府仍舊采取支援南京政府的方針，而在重慶政府放棄戰意，有意尋求和平之時，則規定了以下幾個條件：
1、實現東亞共同防衛
2、確立東亞經濟圈
3、禁止反日並做出對日不再戰保證
4、排斥共產主義
重慶政府必須接受日方這幾個要求，並在停戰後新政府建立上尊重南京政府的意向，（將之作為內政問題），兩政府間協商解決，必須為停戰與和平調停留有餘地。（為了促進重慶政府的和平調停態勢，重慶政府必須支持南京政府及其他方麵的工作）。
以上括號內的部分是在鬆岡原案的基礎上新加入的內容。在細節上，鬆岡原案提出的是“日中保證不再戰”，這裏被改成了“對日保證不再戰”，括號內的“將之作為內政問題”在原案中並沒有附加。這一時期，鬆岡同意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時也盡力尋求與重慶的和平調和的方針，成為了第二次近衛內閣的主要方針。但對於鬆岡極力推崇的外交一元化，從第二天的會議上，東條提出的包括與外交政策相關的二十餘項協議條款中可以看出，是無法實現的。近衛首相基本上采取了把外交問題交由鬆岡全權負責的方針，但對軍隊介入的抵抗，近衛還是欠缺了一點氣魄。無疑，這讓鬆岡不得不在軍隊幹涉外交的狀態下，讓自己的主張顯得盡可能的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