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色，就是“內耗”。這種內耗，不但表現在皇帝把治理國家的精力放在個人的享樂和私人情緒上，而且表現在朝臣內部曠日持久的黨爭方麵。可以說，明朝的大臣，保持著一種“黨爭式生存”的狀態。
不磊落的“高尚者”
曆代的黨爭，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之間因為政見不同或有私人恩怨而展開的，而明代則不同，明代的黨爭，從一開始就帶有意氣之爭的色彩，而且，到了後來，士大夫越來越不光明磊落，他們往往打著正義的旗號，而私下卻上下其手，不是使用陰謀詭計，就是勾結宦官清除異己。
明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一個漢族皇朝，明朝士大夫的表現對明朝的曆史影響很大。雖然明朝滅亡的原因有腐敗的一方麵，但竊以為明亡的主因是宦官專權和士大夫的門戶黨同伐異之爭。而這兩方麵的原因都和士大夫有關，可以這麼認為：明朝的士風墮落最終葬送了明朝。
屢敗屢戰的士大夫
明太祖驅逐蒙古人，建立明朝後，在中央、府、州、縣設立學府，教授儒生《四書》《五經》等。這些學校為明朝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士大夫們受的正統忠、孝、禮、智、信的教育使他們自然以國事為己任。明初的士風主要體現在兩件事上，一個是明太祖因為不滿孟子的言論，要把孟子在孔廟的配享地位取消，結果大臣們以死相諫，冷血的明太祖也隻能讓步。不敢取消孟子的配享地位。第二件事就是靖難之役，建文遜國，永樂奪位，方孝孺等文官拒不接受永樂，結果自殺、被殺的人甚多。方孝儒甚至十族被屠。方雖無治國經世之才，但他的忠心可嘉，氣節讓人佩服。
仁宣時期，出現了三楊這樣的名臣，雖然三楊都不是以死進諫之人，但輔佐皇帝治國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成為一時之名臣。宣德年間，宣宗在皇宮內開設內書堂，開始教小宦官讀書識字。為以後宦官專權打下了基礎。王振在這個時候入宮，因為王是讀書人出身，顯然要比那些粗通文墨的小宦官強很多。而且王當過學官，官場的那一套也比較吃得開。王受到宣宗的重用，成為皇太子（英宗）的老師。
正統元年（1436年），王振被任命為司禮太監不久，一天，他對楊士奇和楊榮說：“朝廷事久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這意思就是要楊士奇和楊榮“倦勤”退休。
楊士奇說：“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卻順著王振的意思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而已。”王振聽了楊榮的話很高興地走了。楊士奇責怪楊榮失言。楊榮說：“彼厭吾輩矣，一旦內出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為也。”
楊士奇也同意楊榮的意見，不久就薦曹鼎、陳盾等入閣。楊士奇和楊榮都是四朝元老，是當時的首輔，在朝廷威望極高，剛任司禮太監不久的王振，竟然提出要他們“倦勤”。而楊士奇，楊榮怕拂逆王振的意誌而遭罷黜，隻好趕緊推薦一些正直官員入閣。
等到了太皇太後張太後去世，三楊等老的老，死的死，王振更加為所欲為，實現了他的專權統治。朝臣們甚至見了王都要行跪拜之禮。
雖然“土木之變”時王振被殺。英宗也隻當了22年皇帝。但宦官專權卻並沒有結束，而是愈演愈烈。英宗的兒子憲宗即位後又重用汪直，憲宗在錦衣衛和東廠之外，又成立一個特務機構——西廠，由汪直負責。汪直利用西廠，憑個人好惡，興大獄，製造冤案。激起了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大學士商恪上奏拒理力爭，項忠等人也彈劾汪直，明憲宗雖然惱火商的奏章，但最後還是取消了西廠。可是憲宗也並不是真心取消西廠。不久，又重開西廠，商恪因此致仕，一批正直的大臣也去職。汪直得勢後，朝臣王越、陳鉞依附汪直。二人充當了汪直的爪牙。
在正統到成化這段時間，雖然有王振、曹吉祥、汪直的專權，但明朝的士大夫群體對太監們的擅權還是堅決抗爭的，除有個別敗類投靠宦官，絕大多數士大夫還是恥與宦官搭上關係的。
憲宗死，即位的是他的兒子，明朝中興之主明孝宗。孝宗是明朝最後一位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任用賢能，禮敬群臣。在他18年皇帝任期內，沒有廷仗，沒有文字獄（即使在公認的明君仁宣二帝時，也做不到這點），對朝臣們不名而呼之為先生。明代士大夫的地位在孝宗時最高。馬文升、劉大夏、劉健、謝遷、李東陽都是弘治名臣，而劉、謝更與三楊齊名。有明賢宰輔，自三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
被批掉背梁骨的精英
但士大夫的地位隨著孝宗的去世而急轉直下了。孝宗的獨子武宗即位。15歲的正德皇帝生性愛玩，信用原來東宮的舊人劉瑾、穀大用、馬永成、張永等八人，這八人實際上是他玩伴。劉、謝、李三人見武宗寵信奸佞，將孝宗時的善政“變易殆盡”。於是多次上表要求武宗停止玩樂，專心朝政。但武宗隻是答應而不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