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朱元璋更為惱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來朝稱臣，而且“乘中國未定，寇掠沿海”。同時，被朱元璋消滅的張士誠、方明珍等殘部多逃亡海上，占據島嶼，勾引倭寇出沒海上擄掠財貨，遼寧、山東、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地，無歲不受其害”。
苦於倭寇的騷擾不斷，朱元璋於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派楊載出使日本，帶去了一封國書：“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聯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這封國書寫得異常霸道——如果不稱臣，不取締倭寇，就要出兵“直抵其國，縛其王”。
收到國書的並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國王，而是控製九州的南朝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
懷良親王是後醍醐天皇的皇子，向以作風潑辣、作戰英勇著稱。南北兩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規模交鋒——築後川之戰中，懷良親王親自上陣督戰，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勝。
皇子身份加上驕傲性格，懷良親王看到這封老子訓兒子口氣般的國書，自然怒火中燒，當場喝令斬殺了使者中的5人，把楊載等兩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
懷良親王和當年的北條時宗一樣，用血淋淋的人頭向大陸做出了回答。
2. 你無禮，我不征
朱元璋聽到使者被斬時的怒火，不亞於當年的忽必烈。
那麼，要不要派兵“直抵其國，縛其王”呢？
思前想後，朱元璋忍了。
又過了若幹年，日本終於來使者了，但都是借朝貢之名做生意的，上表稱臣的還是沒有。朱元璋從他們口中，得知與之打交道的懷良親王並非“日本國王”，大為失望。於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國書給“日本國王”，依然以開戰相威脅：
“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
國書到達日本九州後，同樣被扣在懷良親王手中而沒有到達北朝。當時北朝大兵壓境，南朝節節敗退，已處苟延殘喘之中，懷良親王這次收斂了脾氣，沒敢斬使，隻是回了一封綿裏藏針的國書：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論武有孫武韜略之兵法。又腳下選股陳梢，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 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節選）
這封國書在中日曆史上很有名。雖然懷良親王自稱“臣”，但言辭犀利，強直豪壯，“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的豪言，實在是才子手筆。
堂堂天朝之主，卻受到夷狄小邦如此奚落，“帝得表慍甚，終鑒蒙古之轍，不加兵也。”
話說，連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子孫都被朱元璋趕回漠北牧羊，日本如此無禮，朱元璋為什麼不興兵征討？
天下初定，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當然深知休養生息的重要，從政治上考慮，他自然不願再起幹戈。從軍事上考慮，北方的蒙古殘餘才是心腹之患，日本雖然不臣，但遠在大洋深處，勞師遠征，勝敗難料，他不願意冒這個風險。當然，如果朱元璋能預知他一手開創的大明江山後世屢遭倭寇侵犯，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出動百戰之師，不惜一切為子孫拔掉這根荊棘。
既然不主動進攻，隻能被動防禦了。朱元璋先是發布禁海令，“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又讓已經告老還鄉的元戎湯和重新出山，負責海路防倭，湯和一口氣在浙江、山東、遼寧等沿海地區修築了59個衛所，駐了三十萬大軍警衛。
朱元璋一次又一次忍下了惡氣，不過“怒日本特甚”，從此對日本使者一概亂棍打出，朝貢也一概拒絕接受，寧願與日本老死不相往來。同時，朱元璋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征諸夷”，寫入《祖訓》，告誡子孫：這些蠻夷國家如果不主動挑釁，不許征伐。
3. 日本國王臣源
從隋朝開始，日本和中國搞外交一向很有幾分傲骨，體現在國書的稱謂上，就是強調平等，不肯稱“臣”。遣隋使攜帶的日本國書抬頭赫然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弄得隋煬帝很不爽。後來日本國書又改成“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還是透著“我倆一般大”的倔強。就連態度最恭敬的遣唐使來華，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稱臣”國書的記載。元朝就更別說了，直接斬使示威。到了明朝，懷良親王那封致朱元璋的國書雖然自稱“臣”，但他的署名是“征西大將軍”而非日本國王。
就在所有人都認為日本要把強硬進行到底的時候，日本卻突然放了個軟泡。
明永樂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從侄子手中搶走皇位的第二年，一封署名“日本國王臣源”的國書翩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