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革命的人生觀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不是改良舊事物，以保存舊事物，而新社會的形成必須以革命手段實現之。想通了這些問題，則一切都可想通了”。看來，父親已經對左翼革命意識形態的強大思想力量心悅誠服，這種話語的核心就是，隻有通過革命手段砸爛舊世界的方式，才能迎來新世界。個人是小我，在偉大的革命麵前，小我要犧牲，隻有這樣才能完成集體這個大我。
1952年父親信中的這段話，恰恰是五四激進反傳統主義運動以來的左翼革命的價值核心。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好幾代中國人，都是把這種激進革命理念當作不證自明的真理無條件接受的。我們從小受到的也正是這樣的教育，這種理念在二十世紀中國人心目中漸漸具有了不受挑戰的合法性。
然而，站在新世紀來重新反思的話，這裏麵確實有著值得警醒的地方，所謂的“新”，如果是脫離了，甚至摧毀了千百年來人類的共同集體經驗，如果僅憑一種想當然的價值理性，作為什麼是“新”，什麼是“舊”的標準，並把這種價值理性論證為“曆史規律”，那麼，這種我們所崇尚的“新社會”會不會變成一種想當然的烏托邦？當人們用烏托邦的理想標準來改造社會，摧毀舊世界，重建新世界，會不會變成另一種災難？
其次，要建設新社會，要砸掉舊社會，需要的是集體的“大我”，集體的“大我”總要有代表者，但誰來作為集體“大我”的代表者？誰能全知全能地代表集體？這個全知全能的集權者，會不會受權力本身的毒害，而變成以集體名義行個人之私？
如果我們把思想與理念看作為改造世界的軟件係統，那麼，這裏就存在著思想上的一些“程序漏洞”。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國人很少會想到過這些問題。父親是個軍人，他更想不到這些，即使是當時那麼多的大學者、大專家，他們也都是在真誠地洗心革麵，重新做人。巴金、曹禺、傅雷，周培源、金嶽霖、梁思成、陳垣、錢偉長、華羅庚，還有好多其他的大師們，都發表過同樣觀點的文章，都曾在這種革命大邏輯麵前心悅誠服。
西方有句諺語，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沒有良心，一個人三十歲以後還是左派，就是沒有頭腦。這句話固然說得過於絕對，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左派作為多元社會的價值追求，永遠有其合理性，左派對社會公平的追求，對底層權利的保護，永遠是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
然而，如果諺語中的所指的左派，是追求建構理性主義烏托邦那種意義上的左派，那麼，這句諺語就具有很強的警示性。它以一種形象的方式表達了左派浪漫革命理想所具有兩重性：一方麵，它代表著一種社會良心，人類正是憑這種良心來批判現實、改變現實的，正是憑借這種良心，作為對批判不公平社會的參照坐標的；另一方麵，左的浪漫主義，以烏托邦與“集體淹沒個人”的革命手段來創建“新社會”，這就與我們所謂的“左禍”有了不解之緣。當一個民族處於脫胎換骨的新生初期，左的東西天然具有吸引力，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提供了改造的動力與充沛的激情，但正如一個人總要長大一樣，一個民族終究要成熟，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三十歲以前。
1954年是共和國曆史上最平靜的一年，父親在這一年逝世，他沒有看到革命的巨大車輪在此後是如何一步一步滾滾向前推進的，他也沒有看到，他信中所擁護的那些左的意識形態理念，包括“小我為大我犧牲”，包括“必須以革命手段改造舊社會”，後來帶來多麼大的災難與悲劇。1955年的肅反，1956年的告別市場經濟的全盤社會經濟改造，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1959年到1962年發生的奪去了數千萬人生命的大饑荒，1962年的強化階級鬥爭，1963後的思想肅清運動，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一切的發生，無不與“以革命手段”取代“舊社會”的“左”的思想的膨脹有關，無不與“砸爛舊世界”“大我高於小我”的激進烏托邦思想體係有關。到了“文革”，這兩種左的思想發展到了極致，所謂的破舊立新，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所謂的“隻有砸爛舊世界，才能迎來新世界”，全是這一邏輯的進一步延伸。而“文化大革命”的邏輯，恰恰是他在信中誠心誠意要大家想通的邏輯。
許多家人都說，父親一輩子潔身自好，刻苦自毅，有很強的、有時是過分的自尊心，舊軍人的習氣很重，以他的個性，他肯定過不了後來的思想改造這一關，更過不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關。曆史變化太快，他肯定會跟不上這個他想跟上的時代。
結束語
這篇回憶寫得夠長了，該結束了。
英國哲學家奧克索特有一句名言，“人沒有本質，隻有曆史”（the man has no nature but history），人是適應曆史環境過程中的產物，本質主義者把所有的具體的個人，定性為是具有階級本性的，曆史主義是把所有的人放在其所處的曆史具體環境中，去理解其行動與思想選擇的。作為曆史學者，我更傾向於曆史主義，而不是本質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