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時期，在開展地下工作、武裝鬥爭、保衛紅色政權的鬥爭中，英勇獻身的回族人民的優秀兒女，有姓氏可考的就有吉林的馬駿，河北的郭隆真，昆明的馬登雲，武漢的馬世茂，河南的金孚光、金祖光，湖北沔陽的王文雄、魏傳章、魏景林、王文遠、定正雲、定秋桂等人。他們或血染沙場，或英勇就義於敵人屠刀之下，譜寫了可歌可泣的革命頌歌。
(三)回族人民對紅軍長征的貢獻
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嚴重危害，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為了挽救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北上抗日，中央紅軍於1934年10月21日，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寧都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紅軍長征所經過地區，在各族人民中宣傳了黨的政治主張、民族政策，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增進了人民群眾對黨和紅軍的了解，吸引了回族人民投入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中來，對紅軍長征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5年4月，當紅一方麵軍進入貴州和雲南的畢節、宣威、東川一帶民族雜居區時，受到各族人民熱烈歡迎和支持，漢、回、苗民加入紅軍的有五六千人。5月2日，一方麵軍紅九軍團攻占會澤後，回族婦女為紅軍縫製衣服、挎包、糧袋，青壯年幫助紅軍運送物資，在擴大紅軍時，一天之內就有九百餘名回、彝青年報名參加了紅軍。當紅軍到達雲南尋甸回民聚居區柯渡壩、回輝村時，嚴格遵守回民的風俗習慣，向他們宣傳黨的主張和政策。朱總司令還親自到回輝村清真寺看望阿訇，會見回民代表，講解黨的民族政策。紅五軍團係由原來國民黨26軍在趙博生、董振堂領導下，於1931年12月在江西寧都起義後改編而成的。其中有不少陝、甘、寧、青回民。當群眾了解到紅軍中也有回族士兵時，更增進了對紅軍的了解，把紅軍當作自己的隊伍，親如家人。他們為紅軍送柴、送菜、送糧，替紅軍帶路、送情報，幾十名回族青年還報名參加了紅軍。1935年5月，紅四方麵軍主力部隊及總部機關進入茂縣後，戰士們寧肯住在屋簷邊、大樹下，也不住進回民家，不借用回民飲食生活用具，更不進清真寺，給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紅軍中的肖福禎(1880~1936年)，又名肖樺，四川成都人，1935年4月參加紅軍，阿訇，在縣城清真寺和回民一道過“聖紀節”，在講解“臥爾茲”時，他宣講了回族人民的光榮的革命鬥爭及愛國主義傳統，指出隻有在共產黨、紅軍的領導下，回族人民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在回民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回民和當地漢、羌族群眾一道從北川、土門一帶為紅軍背送馱運糧草、彈藥等軍需物資，受到徐向前總指揮的親切慰問。端午節期間，紅軍用豐盛的菜肴與各族民工共度佳節。後來在紅軍發布的《回民鬥爭綱領》《關於少數民族工作須知》等文告中，反複向群眾宣傳回族、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革命鬥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應尊重他們信教自由，規定紅軍要遵守清真寺的規矩，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紅軍用實際行動教育了各族群眾，增強民族團結，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愛戴。總之，從紅軍進入川西北民族地區直至全部撤離的一年多時間內，廣大回、藏、羌、漢各族人民給了紅軍以極大的支援，與紅軍同甘苦，粉碎了蔣介石困死餓死紅軍於川西北雪山草地的陰謀。
紅軍在長征途中，於1935年開始進入了回族居住較為集中的甘肅、寧夏等地。是年7月15日，中央鄂豫陝省委在長安縣豐裕口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決定紅二十五軍西進北上，同陝北紅軍會師，迎接中央紅軍北上。紅二十五軍四千餘人在政委吳煥先、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的率領下，於8月15日到達今寧夏西吉縣興隆鎮、單家集一帶回民聚居地區。在進入該地區之前，吳煥先政委多次在部隊中進行黨的民族政策教育，並針對民族地區實際情況作了一些具體規定，如“三大禁令，四項注意”：禁止駐紮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葷，禁止打回民中的土豪；注意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中打水，注意回避回民青年婦女，注意實行公買公賣。（程子華等：《紅軍來到興隆鎮》，載《紅旗漫卷》，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頁。）積極宣傳紅軍對回民的政策和回漢團結的重要意義；紅軍戰士除嚴格執行各項紀律外，還將街道打掃得幹幹淨淨。紅軍的宣傳和實際行動，很快打消了回民顧慮，他們熱情地歡迎紅軍。紅軍醫務人員熱情為群眾治病，紅軍領導親自到清真寺拜訪贈送禮品；回族婦女主動為放哨紅軍送飯送水，阿訇帶領回民抬著禮品、趕著羊回訪慰問紅軍。馬青年、李鐵民等五六名回族青年報名參加了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