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香港的穆斯林社團組織
19世紀80年代後，大陸回族進入香港經商、做工的人數不斷增多。1921年廣州立“教善公箱碑”，碑記中載“香港士商樂助”名單中，除“廣恒昌”一家回民商號外，其餘20人中明顯為華人姓名者19人（《廣州伊斯蘭古跡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2頁。）；1934年廣州立“重修先賢古墓清真寺碑”，碑記中載“香港眾教親”名單中，各界人士及商號、清真寺共84個，絕大多數為華人（《廣州伊斯蘭古跡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0~201頁。）。
香港華人穆斯林的增多，要求建立一個自己的社團就顯得十分迫切。1918年，香港回民馬子敬、脫文英集資，並邀廣州東營寺阿訇金逸卿一起籌辦“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1922年正式成立。該社建有禮拜殿、伊斯蘭英文中學、小學和幼稚園，致力於中華回胞的宗教、文化、福利事業，在港澳地區有廣泛影響。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中國內地工廠企業及居民不少遷入香港；1938年10月日軍占領廣州前夕，廣州回民也有部分轉往香港。由於避難香港的回民增多，香港穆斯林著名人士薩兆經向港府申請專門在新界錦田辦了一所回教難民營。同年，成立“香港中國回教文化研究會”，作為在內地成立的“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的分支，會員多為中華回胞工人及工商、教育、法律、新聞界人士，積極支援抗日鬥爭，開展宗教、慈善和文化活動。1949年更名為“香港中國回教協會”。
二戰開始後，印度籍士兵全部調離香港；二戰後期，大批印度籍警察、保衛人員也返回印度，印度的伊斯蘭協會消失，原協會中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將協會改名為“香港巴基斯坦穆斯林協會”。這時，華人穆斯林在人數、實力上已大大超過了外籍穆斯林。
澳門的華人穆斯林，最早見於明正德年間引領葡人來澳的火者亞三，以後明清間也有內地回民來澳。“在抗戰前夕的肇慶，有一次回教徒的大遷徙，其中一部分就逃到了澳門，以避戰禍。”（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85頁。）
(六)近代回族社團的曆史作用
近代回族社團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後的產物。在當時錯綜複雜的曆史背景下，廣大回族同胞一方麵與全國各族人民一樣，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威脅；另一方麵，清朝統治者和國民黨政府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回回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宗教信仰權利都麵臨著失去的危險。因而，回族近代社團的基本任務是熱愛祖國、熱愛民族、改革宗教、互助互濟。回族界的有識之士通過回族社團的建立和活動，基本上達到上述目的，並使回族社團在近代曆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近代回族社團組織、動員廣大社員投入了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積極參加了抗日鬥爭。
在辛亥革命時期，曾在日本建立留東清真教育會的一批回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其愛國熱忱和先進的救國思想，歸國後積極投身辛亥革命。漢口的清真自治公益會、清和保安會，上海的清真商團，在辛亥革命時期有許多支援革命的活動，有的甚至投入武裝鬥爭。四川的回民幫會組織文孝閣、清聖宮等，以及清真保路同誌會在保路運動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成都的省垣清真保路同誌協會在與清軍激戰中出現了十多名回族烈士。
許多回族先進分子參加了五四運動，天津馬駿、郭隆真、劉清揚等都是覺悟社的創始人之一，他們都是站在鬥爭最前列的愛國青年。這一時期最為壯烈的當是濟南救國十人團慘遭軍閥馬良鎮壓，馬雲亭、朱春燾、朱春祥犧牲。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華侵略，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回族各種社團的活動都以抗日救國為主要內容，廣泛開展宣傳抗戰、動員回族人民投身武裝抗敵、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甚至組織團體直赴東南亞各伊斯蘭國家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各種回族團體的活動往往是與抗日武裝回民支隊聯係在一起的。
就像漢族中會有漢奸一樣，回族中出現回奸是不足為奇的。1934年日本與偽滿洲國組織“滿洲回教協會”；1937年北平回教會成立。同年天津回教會成立；1938年2月北平成立中國回教總聯合會；1938年河北滄州成立回教聯合會。這些組織的骨幹都是日偽操縱的一些回奸，是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這些偽組織受到了廣大回族同胞的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