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公元246年）
漢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guǐ）之惡乎！”禕但顧謝，踧（cù）踖（jí）而已。
諸葛亮是走法家路線的，綜名核實，追求治理實效，是一個嚴格或者嚴酷的管理者。諸葛亮死後，劉禪形容為“政由葛氏，祭則寡人”的政治路線和管理模式就難以維係了。
小時候看《三國演義》小人書，以為諸葛亮生前選定了“徒弟”和接班人薑維，所以諸葛亮死了以後，薑維在主導蜀國的大局。其實不然，薑維充其量繼承了諸葛亮的軍事路線，堅持北伐而已，至於內政，薑維沒有什麼話語權。既然在朝廷上沒有話語權，那麼堅持北伐也就多半成了一種自說自話，不能形成國家意誌和統一的行動。所以薑維不能成為諸葛亮第二是必然的，本事可以傾囊相授，權力不能傾而相授，丞相大權，及身而已，畢竟老板是人家劉禪。
諸葛亮死後劉禪多少要有一番政治作為，對諸葛亮來說是“人亡政息”，對劉禪來說是“撥亂反正”，用“文革”的語言講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這個時期。主導蜀漢朝政的是費禕，他當然要服從劉禪的思想路線，所以他頒布了一次大赦令。“大赦”是中國曆朝曆代實行所謂仁政的規定動作，要對老百姓實行仁政了——減免稅？發紅包？實行公費醫療和義務教育？修建廉租房？……這都要皇帝哥哥花錢，那是絕對不可能辦到的。能辦到的就是清空監獄，從財務角度看，這是可以減少皇上開支的。
大赦的對象有刑事犯，也有政治犯。專製體製是個大量製造政治犯的體製，大赦政治犯當然是政治和解的重要措施，但是有個前提，就是以前的政治迫害太多太過分。以常情推之，諸葛亮時代處理了不少瀆職失職的官員，費禕的大赦令直接讓這部分人受到了寬赦。
諸葛亮死了，認同他政治路線或管理方式的官員仍在不少，所以有人站出來反對費禕，直接把大赦的作用歸之為“以惠奸宄之惡”。當然這種指責也是針對劉禪的，如果劉禪、費禕是那種不容置疑的性格，這種行政方式不同的爭論就會變成你死我活的內部鬥爭，結果一定會變成“一邊倒”的政治生態。不過劉禪、費禕都不是那種意誌堅定的人，他們無可無不可，孟光才敢這麼厲聲責問費禕。
司馬光在此引用《三國誌》作者陳壽的評語：“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諸葛亮從嚴治蜀，曹操從嚴治魏，都是著眼於後漢為政失之於寬的弊端。專製體製下的寬鬆和諧，並不能惠及小民，最後受益最大的是各級官僚。因為糾察不嚴，正好可以貪瀆腐敗，大撈特撈，對基層老百姓的侵害則變得更普遍、更嚴重，因而社會危機也更深重。
如果看不透寬嚴治亂的辯證關係，要麼隻務虛名導致綱紀渙散，要麼嚴苛百姓導致民怨沸騰。劉禪、費禕見識不及於此，“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諸葛亮死後，劉禪有一種徹底的放鬆感，在國家治理上放鬆了，個人生活作風方麵也放鬆了，這種鬆弛，有極強的傳染性，上下都想著享受太平。貪官汙吏擁有了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政紀政風就會逐漸變壞，日甚一日。若在大一統時代，政局尚能維持一段時間，而劉禪處在分裂競爭時代，狀態鬆弛下來無異於自取滅亡。